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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伦佐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尽一切可能维护着意大利的和平，不仅要全力防止教皇为贪婪的家人谋利而使意大利陷入小规模的冲突，还要打造一个统一、强大的意大利，既能抵挡土耳其人的进攻，又能挫败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对它的各种图谋。这样的政策本来就需要巨大的耐心和最老到的外交手腕，而吉罗拉莫·里亚里奥把他在罗马涅的领地范围扩大到托斯卡纳地区的野心更是让洛伦佐的工作难上加难。这一地区曾两次爆发战争，都是依靠洛伦佐的亲自调停才重归和平。在第二次战争之后，也就是1484年8月，教皇的使节回到罗马向他汇报，说和平条约拒绝了他的外甥对切尔维亚（Cervia）和拉韦纳（Ravenna）各镇的领地要求。这次战争本就因为争夺对这些地方的权力而起，结果竟一无所获。因痛风的折磨而异常暴躁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在听到这一消息时，先是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又狂怒地大叫自己永远不会承认这种耻辱的条约。然而在第二天，教皇就一病不起，几个小时之内就断气了。
西克斯图斯的继任者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是一个随和亲切的人。他骄傲地承认自己有孩子，会为他们谋利，却不像西克斯图斯四世那样把这作为自己政策的核心。洛伦佐的一个代理用“兔子”这个词来指代教皇。不可否认，他那略微斜视的忧郁眼神和谦逊的举止确实有几分像兔子。洛伦佐对他的选举过程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并且有理由相信自己在适当的时候一定可以对新教皇施加一些有利的影响。此时，英诺森的首席顾问还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粗野、好战的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他在罗马教廷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皇英诺森的当选。不过因为大力怂恿教皇国加入与那不勒斯的昂贵却徒劳的战争，枢机主教渐渐失宠了。后来一个叫博科利诺·古佐尼（Boccolino Guzzoni）的海盗自封为奥西莫（Osimo）——安科纳南部教廷国里的一个小镇——的领主。枢机主教作为罗马教皇的使节前往那里，意欲将古佐尼驱逐出去，可是他没能完成任务。洛伦佐不失时机地利用了枢机主教的失败，只花了相当于这次失败征讨费用一小部分的钱就收买了古佐尼。
洛伦佐抓住一切机会让教皇对他日益敬重，并获得了教皇的友情，甚至是钟爱。洛伦佐还费尽心思地打探教皇的品位并投其所好。他会定期向教皇赠送蒿雀，还有一桶桶教皇最喜欢的葡萄酒和上好的佛罗伦萨布料。洛伦佐还会给教皇写一些礼貌又讨喜的书信，有的信上说如果教皇身体抱恙，他也会担心忧虑；还有的信上，他会鼓励说“教皇就应当是敢作敢为”，然后看似无意地加入自己对于恰当的教廷政策的看法。洛伦佐的关心让英诺森非常高兴，对于他的观点教皇也深信不疑，并且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英诺森受洛伦佐的影响之深，用最为不满的费拉拉大使的话形容就是“教皇连睡觉都逃不过伟大的洛伦佐的眼睛”。而在那不勒斯的佛罗伦萨大使也确信如此，并向洛伦佐保证“整个意大利都知道，你对教皇的影响力之大，实际上是佛罗伦萨大使在‘以某种方式’（<i>quodammodo</i>）掌控罗马的政策”。
到了1488年，这种影响力又进一步扩大了。洛伦佐的女儿马达莱娜嫁给了弗兰切斯凯托·奇博（Franceschetto Cibo），他是教皇加入教会之前生的儿子之一。新郎当时已经年近四十，身材魁梧、了无情趣、嗜酒如命，据说一辈子没表达过一个有意义的观点；马达莱娜当时是个天资平平、五官鲜明、肩膀圆润的16岁少女，她对这门亲事自然没多少期待，更不用说视女儿为掌上明珠的母亲了。洛伦佐曾形容马达莱娜是他母亲“头上的眼睛”（<i>occhio del capo</i>）。不过，马达莱娜是个顺从的孩子，她的母亲也是个顺从的妻子，于是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再说，除了无趣、酗酒和好赌成性外，弗兰切斯凯托据说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而洛伦佐更是慷慨大方。虽然他当时正处于又一次财务危机中，不得不向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承认一时很难凑够四千达科特的嫁妆，因为还有很多其他“亏空要补”。不过最终他还是想办法凑够了这笔钱，并且将佛罗伦萨的帕奇宫和蒙图盖的帕奇别墅，还有阿雷佐附近斯帕达勒托（Spedaletto）的一片不错的地产都送给了弗兰切斯凯托。
教皇对此非常满意。洛伦佐对他的控制也更加稳固和严密了。整个欧洲都接受了未来教廷的政策将由佛罗伦萨直接决定这个事实。如科西莫时代一样，美第奇又一次成为意大利实质上的决策人。欧洲的统治者们向他寻求建议；穆斯林君主们给他送来厚礼。洛伦佐一次又一次地调停斡旋，阻止教皇出于自己顽固的反阿拉贡家族的偏见而发动对那不勒斯的攻击，通过保证中小国家的独立来维持亚平宁半岛上微妙的均势，保住了意大利的和平。现在看来，洛伦佐的伟大的外交家的名声绝对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他是个轻率鲁莽、目光短浅的人，会为了眼前利益而冒无谓的风险；意大利之所以没有陷入内战，更多是源于运气而非他的英明治理；而外来势力没有在这一时期入侵也完全是因为这样更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不管怎样，洛伦佐在他有生之年作为国务政治家的至高地位鲜有质疑：他就是“意大利指南针上的指针”。他为从热那亚人手中接手彼得拉桑塔城（Pietrasanta）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还夺回了萨尔扎纳的堡垒，彻底弥补了他在帕奇叛乱中受到的耻辱，这些都极大提升了他在佛罗伦萨的声誉。虽然不情愿，但他还是出现在了彼得拉桑塔和萨尔扎纳的战场上，鼓励士兵们英勇奋战，并指引他们通过被攻破城墙的缺口。
根据希皮奥·阿米拉托（Scipio Ammirato）的描述，在他从萨尔扎纳凯旋之后：
佛罗伦萨共和国凭借洛伦佐的威名，摆脱了一切困扰，意大利的邦国间也鲜有冲突。在外无战事、内无忧乱的环境下，佛罗伦萨可以尽情地享受艺术与和平的美好，吸引更多的文人墨客来这里著书立说，人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繁荣城市、发展农业上。简而言之，佛罗伦萨全心投入对艺术和其他所有美好事物的追求，让人们把这个时代视作幸福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