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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莫在自己的房间里安装了一个机器，上面装了日历中圣人们的银质肖像。这个机器会在每个圣人的纪念日展示出这个圣人的肖像，科西莫则会在圣人肖像之前行祷告仪式……他每天至少要去五六个教堂。
科西莫用无限的热忱来规劝别人改信天主教。克拉科夫（Cracow）的主教把三个顽皮捣蛋的哥萨克（Cossack）男孩儿领到他的面前，科西莫会连续几个小时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基督教教义。科西莫还会为改信天主教的外国新教徒提供丰厚的年金。另外，科西莫把同样的执着投入到处理佛罗伦萨现存的他认为会引发人们淫秽想法的艺术作品上。本来展示于大教堂内的巴乔·班迪内利的亚当与夏娃大理石雕塑就被科西莫搬走了；又因为有教士对他说乌菲齐里展示的裸体雕塑都太淫秽，科西莫就打算把它们全都藏到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去。科西莫自己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他每天吃的都是最简单的饭菜，而且几乎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进餐。他除了白水什么都不喝，每天早睡早起，甚至不点火炉。他曾经的缺点大部分都随着年岁的增长改掉了，只是固执和偏见还和以前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他仍然得不到人们的爱戴。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人们对他的态度更多是谨慎和尊重，再没有暴徒集结在他的窗口下嚷嚷着乞求食物或是用石灰在宫墙上涂写侮辱性的标语。可是当科西莫偶尔乘坐两匹马拉的马车离开宫殿，在举着长戟的瑞士保镖的护卫和仆从的前呼后拥下缓缓走在街上时，人们虽会行礼，但绝不会欢呼。直到1723年10月31日他去世，也没有什么人为此感到悲伤。
佛罗伦萨有其他更值得悲伤的理由。这个城市此时已经变得愁云遍布、贫穷破败。游客们反映说城里见到最多的是乞丐、流浪汉和修道士。他们成群结队、垂头丧气地在街上游走，两边的建筑也陈旧晦暗，窗户上糊的油纸也都是撕坏的。上一代人哀叹这个城市竟沦落到如此的境地，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就写道：“佛罗伦萨已经不是当初的佛罗伦萨了，这里的人口还不足五万……一个人要是在托斯卡纳转转就会发现人口下降得多么严重，这片曾经充满生机的土地已经变得一贫如洗。”之后的游客也都是类似的失望感受，他们中有人这么说：
这个国家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城里大片的空地无人利用，已有的房子也都破败失修、不适宜居住，所以人口并不多；而现有人口也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神职人员……我曾经在一次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超过四千名修士和教士。
科西莫向佛罗伦萨人征的税已经够重了，甚至他在将死之时还批准再加征一项新的个人所得税。即便如此，佛罗伦萨的财政也到了破产的边缘。同样捉襟见肘的还有城市中的贵族们，回想他们前辈的富足和好客，而现在被邀请去打打牌或者开个茶话会（<i>conversazione</i>）就算最令人兴奋的活动了，主人能拿来待客的无非就是柠檬水、咖啡和茶，偶尔能有点冰淇淋。贵族们现在吃的也是从附近小饭馆里买来的普通饭菜，而且他们连饭钱都快凑不出来了，更别说供养那些怀揣着对美好年景的遐想而在门口游荡的仆人们了。
52岁的吉安·加斯托内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之后，人们就更不指望能有什么起色了，根本没人相信他能克服自己的懒散、酗酒和放荡淫乱。一开始他还挺像回事，展现出了对人民福利的真诚关切，并且鄙视大多数亲戚奢侈炫耀的行为。他把税赋降到了人们可以忍受的程度，并且降低了谷物的价格；他终止了公开处决犯人的习俗，并且给城市里的乞丐们设立了像样的济贫院；他把政府从科西莫三世时期被教会严格控制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他还恢复了科学家和学者们近年来被剥夺的自由；他也取消了针对犹太人的法令。可是，不久之后，他懒散的本质重新占据了上风，大部分时间里，他甚至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床，任由圆滑狡诈的朱利亚诺·达米替他将不想见的客人拦在门外，其实就是打发那些工匠和古董商们，他们指望着把其他有鉴赏力的收藏家根本不会要的作品推销给懒散随意的大公。
朱利亚诺·达米还会为吉安·加斯托内招募一批乱七八糟的年轻男女来供他消遣，其中还是以粗鲁吵闹的年轻男孩儿居多，这些人被统称为“鲁斯潘蒂”（<i>Ruspanti</i>），因为他们都是以领取鲁斯皮币（<i>ruspi</i>）为酬劳的。这些鲁斯潘蒂多是来自佛罗伦萨贫穷人家的漂亮年轻人，他们娱乐大公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房间里玩耍吵闹，甚至对骂一些污言秽语，大公心血来潮时，也许还会加入他们的恶作剧中。有些时候，大公会摆上一桌丰盛的晚宴，让鲁斯潘蒂们假装成他的大臣或是其他一些佛罗伦萨最重要的领袖市民们，然后大公会为这些假扮的名流们致祝酒词。宴会结束后，他则劝说这些年轻人互相做爱供他观赏。鲁斯潘蒂的数量每个月都在增长，到1731年年底，已经达到了近四百人之多。随着人数的增长，鲁斯潘蒂变得越来越暴力和难以管控，他们不但在波波利花园中发动暴乱，被拖欠薪酬时还会去抢劫附近的饭馆和市场里的货摊。
吉安·加斯托内的嫂子维奥兰特在她的丈夫费尔迪南多去世后选择继续留在佛罗伦萨生活。她试图为吉安·加斯托内寻找一些不那么堕落的娱乐来取代鲁斯潘蒂，于是她经常安排一些宴会并邀请了最有意思、最有学问的人来为大公助兴。然而吉安·加斯托内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吃饭的时候不是咒骂就是打嗝，有时还会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粗俗评论。最让人难堪的一次，他不但在饭桌上呕吐，还拽下了自己的假发擦嘴。
其实，很多时候大公都是在床上用餐的。午餐是在下午5点，晚餐是在凌晨2点。午餐之前，他会同意接待几个重要的访问者，但是依然不会离开他的床，只是靠着枕头坐起来，四周还要摆满新摘的玫瑰，主要是为了掩盖房间里霉臭的气味。在这些时候，大公只是穿着沾满鼻烟的衬衫，戴着长领带和睡帽。他几乎不怎么离开房间，偶尔出现在众人眼前也只是为了打破他已经去世的传言。他倒是出席了1729年的施洗者圣约翰日庆祝活动，不过在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醉了，这样他就不会觉得冗长的仪式那么难熬了。他懒洋洋地坐在马车上，时不时从车窗探头出去呕吐。到了普拉托门，他摇摇晃晃地去看赛马，整个过程中还不停地辱骂自己的男仆和身边的女士们；最后他干脆睡着了，被用轿子抬回了皮蒂宫。从那之后他几乎再没有离开过皮蒂宫，除了一次坐着轿子去声名狼藉的圣斯佩兰迪诺（San Sperandino）公共浴室，以及另外一次戴着草帽、穿着睡衣坐在轿子里前往波焦因佩里亚莱别墅。1737年6月，克拉翁王子（Prince de Craon）代表洛林公爵弗朗西斯（Duke of Lorraine Francis）——也是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的丈夫——拜访吉安·加斯托内，发现他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了。欧洲的其他大国自行选定洛林公爵作为大公的继承人，甚至都没费心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王子向洛林公爵汇报说：“大公的情况很可怜，他下不了床，胡子已经长了好长；床单很脏，他的视力非常微弱，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而且模糊不清。总体来说，他剩下的时间超不过一个月。”王子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吉安·加斯托内在1737年7月9日去世了，享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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