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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经常出入修道院的是卡洛·马尔苏皮尼。他来自阿雷佐的一个贵族家庭，也是一名学者，并被任命为大学的修辞学和诗歌学讲师。他当时只有三十二岁，是科西莫的人文主义者圈子里最年轻的朋友，但是他的学识已经名声在外。在其最著名的一堂课上，他引用了所有已知的希腊和拉丁学者的论述。马尔苏皮尼在著书立说方面不如布鲁尼多产，但也不像尼科洛·尼科利那么苛刻挑剔。他把一两本希腊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还写了一些诗歌警句，并为科西莫母亲的葬礼创作了一篇演讲词。
马尔苏皮尼在大学中的死对头是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名叫弗朗切斯科·费勒夫（Francesco Filelfo）。费勒夫的父母都是佛罗伦萨人，但他却是在安科纳（Ancona）附近的托伦蒂诺（Tolentino）出生的，当时他的父母就居住在那里。费勒夫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古典主义学者了，并且被威尼斯委以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重任。在那里，他娶了自己希腊语老师约翰·克里索卢拉斯（John Chrysoloras）漂亮的女儿。而克里索卢拉斯的兄弟伊曼纽尔·克里索卢拉斯（Emmanuel Chrysoloras）之前是佛罗伦萨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后来费勒夫受尼科洛·尼科利的邀请来大学授课。起初，尼科洛很满意费勒夫的才华和活力。费勒夫的课一堂接一堂，从早讲到晚，对什么内容他都能侃侃而谈，他讲西塞罗（Cicero）和泰伦斯（Terence），荷马（Homer）和李维（Livy），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色诺芬（Xenophon）；此外，他还教授伦理学课程，每周要到教堂做一次关于但丁的公开讲座；所有这些活动之外，他还能挤出时间创作无数的警句、颂歌、演说词和历史故事，甚至还会翻译，只要有钱可赚。过了一段时间，尼科洛·尼科利就后悔邀请这个留着拜占庭式络腮胡的浮躁年轻人来佛罗伦萨了。事实证明，费勒夫是一个虚荣、粗暴、无礼、贪财、挥霍无度且爱记仇的人。科西莫的朋友们都避免与他接触，当他与马尔苏皮尼争论时，他们都选择支持后者。于是费勒夫转而投靠了阿尔比奇家族，替他们做舆论攻击的差事。费勒夫刚来佛罗伦萨时，科西莫不但热情款待了他，还替他付了房租；而现在，费勒夫反过头来对科西莫加以最无情的攻击。
只要佛罗伦萨的这些人文主义者还是科西莫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只要尼科洛·达·乌扎诺还活着，科西莫就不用担心阿尔比奇家族有足够的力量来毁灭美第奇家族。尽管尼科洛·达·乌扎诺总体上认同阿尔比奇家族的政治观点，但是他也一直很尊重美第奇家族，甚至在科西莫父亲的葬礼上还伤心落泪。可是到1432年，尼科洛·达·乌扎诺也去世了，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反对美第奇家族的阴谋迅速成熟起来。城里到处流传着关于美第奇家族的恶毒谣言，毋庸置疑大部分是由费勒夫传播的。这些谣言说道：科西莫穿着简朴是为了避免引起民众对他通过不法途径聚敛的财富的注意；他所谓的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心不过是追求私利者挂在口头的掩饰之词；不是有人听到他亲口说“除非是有利可图或是出于恐惧之心，否则没有人会做诚信之事”？他向慈善事业和建筑项目的捐款更是伪善，不过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花钱买良心上的安慰而已，更何况哪一笔善款不是大肆宣传，哪一座由他出资的建筑上没有把美第奇的纹饰放在醒目的位置？“连修道士的厕所里都装饰着他的纹饰！”就是在这种舆论的作用下，1433年年初的一个夜晚，有人往科西莫家的大门上泼洒了鲜血。
像1430年退出战争委员会前往维罗纳一样，此时的科西莫选择再次离开佛罗伦萨，这次他到自己在穆杰洛的特雷比奥（il Trebbio）的房产里待了几个月。[4]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佛罗伦萨银行里的巨额财产悄悄转移到了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分行里，还将成袋的钱币寄存在圣米尼亚托主教堂（San Miniato al Monte）的本笃会隐士和圣马可（San Marco）的多明我会修道士那里，这样如果阿尔比奇家族开始行动，这些财产就可以免于被没收。
科西莫不在城里的这段时间，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控制了执政团在九月的选举。他的操控非常隐蔽，结果九名当选的执政官中，七名都是明确支持他的。另外两名据称有可能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他们分别是巴尔托洛梅奥·斯皮尼（Bartolommeo Spini）和雅各布·贝林吉耶里（Jacopo Berlinghieri）。当选首席执政官的是贝尔纳多·瓜达尼（Bernardo Guadagni），为了确保他的参选资格，阿尔比奇家族不得不先免去了他所有的债务。[5]
九月的第一周，科西莫还在穆杰洛。在这里他收到瓜达尼的紧急召唤，要求他马上回到佛罗伦萨，并被告知“有重大事项需要做出决定”。科西莫决定直面自己的命运。
1433年9月4日，科西莫回到了佛罗伦萨。当天下午他就到市政厅拜见了首席执政官贝尔纳多·瓜达尼。但是贝尔纳多·瓜达尼言辞闪烁，不谈正题，只是说这个需要科西莫从穆杰洛回到佛罗伦萨的“重大决定”，要到三天后执政团正式召开会议时才能被正式讨论，同时对于城中过去几天要出大事的传言他也无可奉告。
离开市政厅后，科西莫去拜访了他认为还是朋友的在任执政官之一，但是得到的回答同样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安慰之词。随后他又去了自家的银行，毫无疑问是去转移更多的财产。在此之后，他再无他法可想，只能坐等即将召开的执政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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