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异族小说】地址：www.1uzu.com
詹姆斯·劳埃德·格林菲尔德今年43岁，一头黑发，反应机敏，彬彬有礼，非常注意外表，总想给他初次碰到的人留下良好印象。他注意记别人的名字，总是注意别人，也经常赞美别人。他穿的套装质地优良，做工考究，通常搭配一件印花衬衫，上衣胸袋里插着一个丝制手帕。他纯正的中西部口音中透着一种幽默感，总是让人想起电视广告中的成功人士，一个有修养的年轻人，身处美国特色的友好气氛中，身边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为他送上马丁尼。这就是说，吉姆·格林菲尔德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的品位时髦，他象征着大机构向公众展示的得意之作——虽未真正到达顶峰，但却是比那些达到顶峰的人更像样的人物。格林菲尔德通过努力工作去改变他所处的环境，他对行为方式和外表的注重并没有降低他的身份，而只能表明他做了那些冷漠的、专横无礼的人所不可能做到的事。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喜欢周围的人，也希望他们都喜欢他，而且人们确实也喜欢他。
格林菲尔德出生在克利夫兰，父亲是一个印刷工，曾经是常备军中士。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美满，对他父亲来说更是如此。为了谋生，他很小就被迫做工，14岁时在《克利夫兰新闻报》（Cleveland Press）办公室打工，和朋友或亲戚住在一起，这些经历使格林菲尔德较早地具有了对新人、新地方的较强适应能力。他获得了一份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靠在大学新闻社打工又挣了一些钱。1949年毕业后，他进入美国之音，在纽约和远东干过。朝鲜战争期间，他成了《时代周刊》的记者，一直干了十年，从东京到新德里，从伦敦到华盛顿来回奔波，长期的高消费造就了他优越的生活品位，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人，这些人成了他多年的好友，其中一人就是《纽约时报》记者阿贝·罗森塔尔。1955年在印度，格林菲尔德结识了他。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后来他们还经常一起在印度旅行，从事采访任务，有一次还去了锡兰。
他们后来都被调往欧洲的分社——格林菲尔德去了伦敦，罗森塔尔去了华沙——他们及他们的妻子继续保持联系。1962年，格林菲尔德在华盛顿当了一年《时代周刊》生活部的首席外交记者后，辞职进了国务院，进了公共事务办公室。罗森塔尔来华盛顿时，便去看望格林菲尔德。如果格林菲尔德来纽约，也去看望罗森塔尔，而且通过罗森塔尔，他结识了克利夫顿·丹尼尔、阿瑟·盖尔布，还有庞奇和卡罗尔·苏兹贝格。
1965年，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离开国务院，去洛杉矶大陆航空公司与皮埃尔·塞林杰共事，当管理者。但他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希望回到新闻界。有一次出差去纽约，一天与罗森塔尔一起吃午饭时，罗森塔尔提到了格林菲尔德加入《纽约时报》的可能性。格林菲尔德表示有兴趣，随后罗森塔尔便与丹尼尔讨论了此事。1967年6月，格林菲尔德加入《纽约时报》，在亚瑟·盖尔布手下做城市版主任助理。盖尔布手下至少有六个助理，因此费了几天工夫才在盖尔布周围密集的舰队中、靠房间前面在银色麦克风后面找了个地方给格林菲尔德安了张办公桌，但这还是设法把几张固定好的办公桌撬出来重新安放之后才办到的。格林菲尔德本身优雅的风度使他很容易加入进来。他没有利用卑鄙手段去谋求在同仁中的位置，而是以一种随和的并令人愉快的方式和他们及其他职员交谈。几周后当他开始向他们提建议时，他能做到灵活机智。
罗森塔尔并不特别清楚格林菲尔德最适合干报社的哪个角色，但是他逐渐把格林菲尔德看作是新闻编辑部里最具想象力的下属编辑，足智多谋且与盖尔布风格迥异。盖尔布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顺应纽约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而格林菲尔德的兴趣则在全国和海外。这不仅是指他曾生活过的国家，而且包括他的记者好奇心向往的那些国家。格林菲尔德非常熟悉美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他在国务院工作的几年里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离开华盛顿去洛杉矶的航空公司后，他继续密切地关注大学校园的思潮和他曾亲自参观过的旧金山哈夫特—阿什伯里这样的嬉皮士中心。他了解那里年轻人的最新时尚、人生观和语言，他是《纽约时报》社最早把嬉皮士运动视为全国性的——从旧金山到麦迪逊大道——现象的编辑之一。他提倡对青少年的关注点进行更广泛的报道。
格林菲尔德对华盛顿政府内部运作的亲身了解，被纽约的一些高层编辑视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用同威克的分社人员抗衡的砝码。格林菲尔德与政府的很多人有联系，其中就有过去那些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跟随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重新掌权的“新边疆派”。从这些和其他渠道，格林菲尔德经常可以收到有关约翰逊总统的忠实信徒们所不愿讨论的问题的特别消息。即使这样的消息并不是总能用来写重大报道，它也经常有助于深入理解可以得到的新闻。当美国船只普韦布洛号被北朝鲜扣押后[注：普韦布洛号（Pueblo），一艘原属美国海军的间谍船，1968年1月23日在朝鲜东岸海域进行谍报任务时遭朝鲜方面勒令停船接受检查并以非法入侵领海的理由逮捕。]，格林菲尔德获得了描述船上电台停播和船员被扣押之前的有关过程及甲板上的慌乱场面的消息——这种细节是纽约一直想要但从华盛顿得不到的。不过此时还没有打算让格林菲尔德离开现在的职位去华盛顿。格林菲尔德不得不无限期地留在纽约总部，他的第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创办自《世界日报论坛》停办后庞奇·苏兹贝格一直在考虑的试验性晚报。
苏兹贝格并非是唯一一个对纽约晚报市场感兴趣的出版商，《纽约每日新闻》的老板们也在琢磨这些可能性，纽约的西班牙语报纸《日报》（El Diaro-La Prensa）的社长也一样，不过这些人像苏兹贝格一样，对他们的计划是绝对保密的。人们知道的有关《纽约时报》投资计划的唯一事情，就是它将被扩宽为六栏，多少类似于伦敦的《观察者报》。罗森塔尔领导着一个12人的委员会负责第一期，协助他的是一位名叫劳伦斯·豪克的牛栏编辑，还有阿瑟·盖尔布和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以及一些编辑、排版师、记者，所有人员都集中在11层的一个临时编辑部里，那里门窗紧闭，严防外人探听消息。在那里，他们制定了关于栏目、特色和整个新闻版式的计划，而在大楼外面广告部、发行部人员则负责调查，估算在纽约这样的报纸会有多少收益。
经过几周的努力和罗森塔尔的精心策划，一张样报终于拿出来了，在一天早晨5：30在时报大楼底层地下室得以付印。警卫看守着那堆刚印出来的40版的报纸，不让外人随意阅读或偷走。当天晚些时候，这些报纸被送往副总裁伊凡·维特的办公室，45份报纸被标好了号，送给大楼里被选定的行政管理人员。几天后，把所有报纸都要回来，但少了一份。经贸部负责人汤姆·马拉尼离开大厦去度周末之前把他那份报纸锁进办公桌抽屉里，但下周他回来时却发现抽屉被撬，他那一份报纸不见了。
对于这份试验品和第二个样品的反应是复杂的——有的管理者喜欢它，也有的不喜欢，还有的犹豫不决，坐等观望，其他起初就反对它的那些人，继续反对，断定第二种报纸将给《纽约时报》带来不利的影响。苏兹贝格最初对这个计划很兴奋，但后来他越想越不满意。第二种报纸需要创造一种与《纽约时报》不同的哲学思路，但又不能不与其保持一致。还有另外一些问题：《纽约时报》当时的员工在这座大楼里已很拥挤，把第二批人员安排在哪里？此外在生产和劳动成本有史以来最高的情况下，能否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来支撑一份新报？最后，苏兹贝格担心他和他的高级管理人员分散精力会影响《纽约时报》，于是他宣布晚报计划束之高阁。由于纽约的其他报社老板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所以这个城市暂时还是只有一份晚报——《纽约邮报》。
罗森塔尔对苏兹贝格的结论深感失望。罗森塔尔对这个新事业一直充满热情和乐观精神，而且它也意味着自他就任主编助理以来的第一项重大项目，而现在他作为失败者退下阵来。其他管理者却不这样认为，至少不这样说。其实，晚报版一事一直是保密的。《纽约时报》很少有人清楚罗森塔尔的投入和希望。尽管如此，罗森塔尔还是深感不安——他顺利而快速的升迁被中断了，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以打击，同时他又碰上了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他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长篇著作，研究那个在读了麦坎德利什·菲里普的文章后自杀身亡的犹太人纳粹分子丹尼尔·伯罗斯的书，在一些期刊上没有得到好评，包括《纽约时报》自己的星期天“书评”。几乎和这种评论一样令人难堪的是，《纽约时报》选来的评论家是纳特·亨托夫。亨托夫是位小说家和批评家，以前曾在《村声》（Village Voice）上撰文诋毁罗森塔尔在《纽约时报》的编辑工作。事实上，《村声》是借罗森塔尔的升职而将矛头对准《纽约时报》的，或者说是表面上是冲他来的。它吹毛求疵地攻击《纽约时报》的像哈勒姆的“血腥兄弟”[注：哈勒姆的“血腥兄弟”（Harlem“Blood Brothers”），又叫哈勒姆六兄弟（Harlem Six），指1964年卷入一起对哈勒姆服装店老板袭击案的六名黑人男青年。在审判前被关押期间，六名男青年都遭遇了狱警不同程度的殴打。1965年3月该案开庭审理，六名青年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终生监禁。后因有新的判例成立，该案在1968、1971年分别重审，最终五名青年被释放，还有一名仍在服刑。]这样的独家新闻。有一次《村声》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是由一位以前在《纽约时报》工作的人写的。他因编辑部的士气低落和其他更糟糕的变化而对罗森塔尔大加指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