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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纽约时报》的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经常受到邀请在全国演讲，只要他的时间表允许，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他喜欢作为一个尊贵的客人出现在宴会上，喜欢乘坐头等舱旅行，欣赏机场的整洁，衣冠楚楚的人们，女人鞋跟的柔和声音和优美的音乐。他喜欢吃饭前喝上两杯，由那些讨人喜爱的空姐在他面前服务，不仅是因为她们漂亮的打扮和合身的服装，她们令人愉快的微笑和想要取悦顾客的欲望，而且还因为她们在提供服务时充满仪式感的动作，如此优美和得体。在一次到中西部作完演讲飞回纽约的途中，他想到她们是美国的艺妓，后来他不无遗憾地想起，他不曾认识一个空姐。几年前有些空姐就住在他在伦敦的公寓上面，他夜里经常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没有结识她们。
丹尼尔在全国做的演讲，一般讲的是关于新闻自由的作用，他以冷静文雅的声音做出这些演讲，演讲后他还回答观众的提问。人们对《纽约时报》非常好奇，其中许多人通过听到和看到丹尼尔而证实了他们关于《纽约时报》、它冷静的姿态和表面的自傲、对自身的传统的敬重和美德的确定性的看法。他们从丹尼尔那里获得了报社为自身所打造的形象，虽然这种形象不一定体现了表面背后的全部现实，因为《纽约时报》还有它其他的面目，还有时报人在第四十三街的酒吧当中所发表的其他言论，以及他们晚上在床上自言自语时所流露出的对在这样一个庞大、有偿债能力、稳固的机构工作时感到的挫败——报纸是一个事实加工厂，那里的工人认识到了一个太明显不过的真理：他们是可以被替换的。报纸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行。管理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也没有人喜欢谈论它，但它却是事实。这种真实性引起了许多热爱这家报纸的人的悲哀和苦恼，他们曾把这家报纸浪漫化和人格化了，认为它是某个伟大的灰衣女神，而他们和她有着风流韵事。他们忘记了，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好，他们都很快会为她而变得衰老。她是不会老的，而他们却必须让位于更新的、更年轻的人。
有时他们像一个大摄影棚里的灯管一样随意被替换——一旦他们达到了某种年龄就自动地被替换，尽管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发光发亮。这种替换行动并没有不被舞台上的《纽约时报》的人所注意。在60年代中期，他们悲叹在身体还健康时就自动退休的员工，如戏剧批评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科学作家威廉·L.（“原子比尔”）劳伦斯的退休，棒球运动作家约翰·德雷宾格的退休。德雷宾格在他的告别晚会上喝了一阵酒后装作高兴起来，声称：“是的，如果我知道退休如此伟大，我很早以前就做了。”对此一个管理者冷静地回答说，“那么，为什么你给我们添这么多麻烦呢，约翰？”
自动化，连同无人化的过程，是全国的大公司共有的复杂问题，然而在《纽约时报》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就是认为《纽约时报》不是商业公司，而是一种使命，人们以嘲笑的表情迎接几台在选举之夜前拉进新闻编辑部的机器，这些机器要做后来的利奥·伊根和吉姆·哈格蒂先生经常做得很好的工作，即预见选举结果。排版间的工人对这些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都比人干得更好的技术小玩意儿是轻视的——除非罢工期间。新闻编辑部对这些通过机器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促进交流的东西——语音备忘录、银色的麦克风——是不恭敬的。在高层管理者中间也许还有人认识到，早就为使用这些东西而感到自豪的《纽约时报》现在变得如此庞大，以致真的不知道在它的屋顶下都在进行着什么。因此，庞奇·苏兹贝格在力图保持某种旧的《纽约时报》精神的同时确定了自己对新技术的信仰，宣布《纽约时报》将雇用一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队伍来调查《纽约时报》雇员当中“科学选择的随机样本”，努力“确定在这个庞大的多样化的组织里如何靠那些为它工作的男女实现更大的融洽”。
这个举动被一些编辑视为愚蠢的，而其他编辑，包括克利夫顿·丹尼尔则怀疑雇员对向他本人那样的人发牢骚会对业主产生什么影响。丹尼尔并不清楚他与庞奇·苏兹贝格，或与苏兹贝格家族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共同立场。丹尼尔是在德赖富斯突然去世后的1964年的大洗牌期间，被卡特利奇挑选出来担任主编的。苏兹贝格批准了卡特利奇对丹尼尔担当主编的任命，但苏兹贝格的赞同并不一定意味着苏兹贝格在个人层面上认可丹尼尔。丹尼尔英国式讲究礼节的举止也不可能对这位不讲究礼节的业主起作用，事实上这恰恰使他想起了僵化的英国托利党学监们，他们一度使作为圣伯纳德学校学生的苏兹贝格感到恐怖。此外，还有丹尼尔妻子的个性。十年的婚姻，四个孩子的出生，她的丈夫在《纽约时报》的地位，都没有使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消除掉自己是一位美国公主的观念。她不是那种像《纽约时报》普通人的妻子那样沉溺于公司内部小竞争的人——讨好苏兹贝格们，使奥克斯的女继承人感到欢心，或者在这些说话温和的女人的聚会时缓和一下自己强烈的意见。可以肯定，丹尼尔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是正确的榜样——对他的雇员就像对他的妻子一样。他曾努力以他的关照和殷勤来打动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希望自己能够如愿以偿。最近在一次演讲中，他一开始先引用了她喜爱的关于《纽约时报》生于“建教堂者，而不是砸石工之手”的箴言，但丹尼尔真的不知道这个家族私下里怎样看待他。他从没有通过主动拉关系来了解自己的地位，迄今为止他还不能够和业主建立直接的工作关系，因为卡特利奇挡在了中间。这无疑是丹尼尔主编职位最不幸的方面——他的恩人卡特利奇在腾出了主编办公室后，没有退出或割断他同新闻部的联系。相反，卡特利奇占据了从新闻编辑部看不到的三层办公室，获得了一个模糊的“总编辑”的新头衔，继续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背后进行操纵。卡特利奇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只有他——得到了这位年轻业主的友谊、信心和关注。此外，卡特利奇的妻子和苏兹贝格的妻子很快成了朋友。她们通过出城共度周末，通过一起到欧洲旅行，巩固了她们的关系。
丹尼尔不时感觉到卡特利奇非常满足于事态的发展，或者说非常不愿意放手让丹尼尔单干。现阶段，丹尼尔感觉到了自己和墙上贴着照片的这些人——范安达和伯查尔、詹姆斯和卡特利奇——有了一种令人愉快的一致性。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是有信心的，对他雇用的记者或批评家是满意的，对《纽约时报》报道世界的风格是放心的。尽管丹尼尔经常给人自吹自擂的印象，并且无疑对自己的头衔感到自豪，但他还是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机构的工具，一名好士兵，一个忠诚的奴仆，在大楼里没有哪个人会比克利夫顿·丹尼尔更不可能透露公司的秘密。许多年前，卡特利奇就在丹尼尔身上看出了这种对组织忠诚的品质。他在丹尼尔作为伦敦分社第二号人物的表现中看到了这种品质。在丹尼尔从莫斯科回来后在新闻编辑部当助理编辑期间，卡特利奇在更近的范围内观察了这种品质。1964年，这种观察使卡特利奇任命丹尼尔作为他的接班人——尽管就卡特利奇继续在幕后操纵而言，这个提拔的意义就有待商榷。表面上，在由于德赖富斯的去世而造成的这个过渡时期，卡特利奇的存在对《纽约时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经验的苏兹贝格宁愿身边有像卡特利奇这样可靠的老顾问——但丹尼尔不知道65岁的卡特利奇会干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在卡特利奇退休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总编辑”的头衔会随他而退休，“主编”会重新在三层取得统治地位，或许丹尼尔会担任总编辑，或许总还会有这样一种不幸的可能性，另一个同苏兹贝格更近的人会摆到丹尼尔的头上。丹尼尔只能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丹尼尔在《纽约时报》工作的22年里，是按规则行事的，从来没有越过线，也没有爬到卡特利奇的头上。他只是偶尔地生气而不说话，比如在1953年，听说德鲁·米德尔顿而不是自己被任命为伦敦分社社长，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纽约时报》的意图。他承认，《纽约时报》的意图比个人的偏好更为重要——他喜欢把《纽约时报》想成多少有点是按英国君主制的路线来运作的：尽管它有各种各样软弱或强大的统治者，但这种君主制历经几个世纪一直存在，保持着它的礼节和传统，以及它可以预料到的前进路线。
作为一个《纽约时报》人，丹尼尔尊重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曾给他带来了补偿和尊贵的身份，它还有希望继续这样做，除非这个体制被年轻的业主突然改变。在苏兹贝格担任业主的头两年，丹尼尔不必担心这种前景——苏兹贝格此时似乎温顺有效地听从特纳·卡特利奇的指导。但在1966年夏末，进入秋天和冬天，在这个组织里就发生了使丹尼尔感到奇怪的事情。即将做出的决定突然地被改变了，似乎来自卡特利奇办公室的态度也有一种微妙的转变，一种沉思和拖延。仿佛卡特利奇的摄政王地位现在被一个来自上面新出现的人物的分量抵消了。
在一个独立的研究公司——麦迪逊大道575号的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公司——支持下雇用一组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雇员的想法进行抽样调查的计划，看起来有点不明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公开地承认，《纽约时报》内部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也是同《纽约时报》不允许外人打听报社内部事务的政策相矛盾，还表明了报社对自己的编辑分析形势并应付形势的能力缺乏信心。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开始使丹尼尔担心起来：如他的首席助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有可能会被调出新闻部。又如卡特利奇在夏天曾告诉汤姆·威克，如果他想在78岁的阿瑟·克罗克1966年10月1日退休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的话，他就不得不放弃华盛顿分社，但没有预料到威克仍然留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克当时同意了，说如果被迫在管理分社和写专栏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会选择写专栏；但后来不知为何，威克在成了专栏作家后，还设法保住了他分社社长的头衔。
在1966年夏末直接且在个人层面上使克利夫顿·丹尼尔烦心的事情是：根据卡特利奇签发的命令，戏剧批评家斯坦利·考夫曼被突然解职，可是八个月前丹尼尔才雇用了考夫曼，并且对他很满意。考夫曼来《纽约时报》之前在《新共和》工作，在那里他是电影评论家，但他在戏剧方面也有背景：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受到过戏剧方面的训练，曾在一个保留剧目演出公司中用了十年时间专注于古典作品，写过并发表过剧本，在夏季剧场和别的地方当过导演，在1963年到1966年间担任了纽约教育电视台13频道的戏剧评论家。在被《纽约时报》雇用之前，考夫曼曾被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邀请到时报大楼，谈谈所谓的美国“文化爆炸”、富裕社会的艺术放纵，以及作为对此种形势的反应，《纽约时报》在1962年如何通过组成一个40人的文化新闻部来考察、报道和评价文化场景。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承认，这个部门工作得非常好，但他们不太满意其中一些评论家的知识水平或写作风格，这种风格经常蛰伏在一般化的能言善辩的新闻文体中。当他们征求考夫曼本人对《纽约时报》文化报道的意见时，考夫曼坦率地说，它就像是一堆“文化垃圾”，并且说他所知道的知识界也认为《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不太受尊敬。但他没有把《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埃达·路易丝·赫克斯塔博、舞蹈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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