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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塔尔坐在新闻编辑部里他的大桌子后面，不时地从他阅读的报道上抬起头，看看房间里远处的几排桌子，记者们在打字，谈话，有时以一种他认为是敌意的方式瞧瞧他。他想，他们肯定看不起我。一想到这种可能性他就感到恼怒和悲哀，他们肯定非常仇视我。
这是1965年冬天。A.M.罗森塔尔已经在1963年夏天放弃了他作为驻外记者的生活，接管了纽约本地报道组，引入了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所希望的许多变化，这无疑改善了报纸，但他也在报社伤害了《纽约时报》许多老人。他个人是喜欢这些人的，而且20年前当他在这个房间里还是初出茅庐的记者时，他们待他很好。罗森塔尔认为，60年代的变化是必要的，论资排辈的体制已经过时了，文笔简练的年轻记者应该比写得不好的老记者吃香，《纽约时报》不能再仅仅因为是“记录的报纸”就允许发表冗长而无聊的市政官方的新闻，重点正在转向更尖锐地写作，更迅速地阅读，以更少的版面说更多的话，为读者节省时间，为管理者省钱。《纽约时报》需要采访所有重要的新闻，但不是以长期以来所容忍的不动感情的方式。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转变，他们曾是在过去的更悠闲的速度下受训练的，那时报纸为地方报道留的版面是今天的两倍，但经营经济学要求更严格地控制人力和版面。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几年前就承认，纽约城市组已经被传统所限制。伯恩斯坦认为，它是帕金森定律[注：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是官僚主义现象的一种别称，具体内容是指只要还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被扩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时间。]的积习顽固的一例。卡特利奇认为，它是一头老象，一系列被墨守的成规。
所以，罗森塔尔来到纽约，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了有名气的编辑。在这个城市的医院里，他童年时作为受救济的病人曾亲身体验过它们的不良医疗，现在这些医院受到了《纽约时报》前所未有的认真检查。罗森塔尔指导一个叫作马丁·托尔钦的年轻记者去考察医院生活，描述陈旧的条件，给贫穷病人的低劣待遇，医疗经营管理普遍不善。这些文章引起了立法调查和一些改革，也给托尔钦和《纽约时报》带来了新闻界的荣誉。罗森塔尔委派其他记者深刻地描写了纽约的公立学校体制——白人如何把公立学校留给黑人，以及“公园大道自由派”和“皇后区种族主义者”这些新的委婉说法。他还派《纽约时报》的人去看看少数族裔的社区，包括他自己在布朗克斯的老邻居，描述一下气氛，听一听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抱怨和希望。他在海外的几年，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彻底的变化。罗森塔尔现在把纽约看作一个外国城市，他的新眼光受到了纽约其他人熟视无睹的景象和声音的刺激。在罗森塔尔看来，这个城市大街上的同性恋比他在纽约工作的最后日子更明显。他据此写出了一篇卓越的文章，这篇文章按《纽约时报》的老标准而言是相当革命性的。罗森塔尔还派记者去写纽约越来越多的种族间通婚，日益富裕的庄家和高利贷者，最后去写写一个年轻女人的惊人案子——这个女子一天晚上曾哭喊着求助，却在邻里的麻木不仁中被杀害了，当时有38个人听到了她的喊声，却无动于衷。这篇报道在全国得到了转载和评论，导致罗森塔尔更彻底地开拓关于城市里的冷漠、纽约人的态度的主题——纽约人出于害怕肉体上或法律上卷入他们目击到的犯罪事件，因此假装没有看见。罗森塔尔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就这一主题写了一篇杂志文章，后来把它扩展成一本小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写那些反映这一事件的报道——一种普遍的公众冷漠中偶尔地点缀着一个“介入进来的”有勇气的公民——这几乎成了罗森塔尔个人的运动。他发表的新闻报道没有社论的腔调，但它们在《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却表达了他的“信息”：要挺身而出。它更为突出表现的是，对纽约的新闻采访正在罗森塔尔手下发生变化。
罗森塔尔想触动纽约的神经。他想要他的记者抓住表面背后的东西，揭示这个城市的复杂性和冲突。他想要这些报道准确而完整，而且有趣。《纽约时报》的有些老人对让位给更有热情和想象力的年轻人感到愤愤不平，到处散布说，新的政策是要“伪造”报道，过分夸大事件。罗森塔尔委派报道“计划”，也许需要进行三四天的研究，并对记者组织事实并把它们概括起来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一些老人就突然反驳说，这样报纸就成了“杂志”。
罗森塔尔意识到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失望心态，他为之心烦意乱。他像他正考察的城市一样，充满了冲突和复杂性。他既是进取的又是富有感情的，既是有干劲的又是温和的。他急于发动队伍，为了炒蛋就必须打破蛋，但他不想失去民意和兄弟般的感情，这是多年前只要他在探亲假时进入新闻编辑部通过微笑的熟悉的面孔、握手和招呼“嗨，阿贝！”就能感觉到的。罗森塔尔曾是家乡的一个英雄，在海外做得很好，对底层上来的勤务员和其他年轻人是一个榜样，是老人们引以自豪的人。他们经常回忆起在严厉的罗伯特·加斯特领导下他早期的报道生活。
现在情况不同了。那种曾促成罗森塔尔作为伟大记者的敏感性，现在促成了他作为主任的不幸。但这没有阻止他的雄心，他仍行使全部权威，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决定。但在内心他知道，这样做不仅对他人，也对他自己产生影响。纽约工作的一个困难在于，他不得不看他使之泄气的那些人的脸。如果一个一度有特权的高级记者在某个方面被降级，不得不离开他惯常的任务或领域，或者不得不经常重写他的报道或进行压缩，那么罗森塔尔就不得不或迟或早亲身介入《纽约时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对立。罗森塔尔不能像国际新闻主任或国内新闻主任那样，能通过电缆或电话和他的记者交流。毫不奇怪，《纽约时报》的一些老兵在罗森塔尔担任主任的早期就辞职了。罗森塔尔一方面感到高兴和宽慰，因为他们写得不好并缺乏热情，然而又感觉到悔恨、内疚，因为他们忠诚而且得体地为《纽约时报》服务了多年。
一位年轻的记者罗伯特·戴利文章写得很好，当他1965年宣布退出《纽约时报》并致力于写小说和杂志文章的计划时，罗森塔尔感到非常失望。罗森塔尔相信，戴利是那种能在新闻编辑部的新体制下出人头地的人。自在欧洲当了几年体育记者回来后，戴利写的几篇文章都是他喜欢的。办公室里经常有人决不感到遗憾地说，罗伯特·戴利不愧是比他父亲阿瑟·戴利更优秀的体育记者。他父亲自1926年起就在这家报纸工作，曾作为《纽约时报》体育专栏作家获得普利策奖。但罗伯特·戴利决不像他父亲那样依恋《纽约时报》，他决定退出。他相信离开《纽约时报》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挣更多的钱。于是他成了第一个不受罗森塔尔欢迎的背叛者。罗森塔尔在新闻编辑部里向戴利说了再见，祝愿他好运。戴利离开后，罗森塔尔眼含泪光，躲进了洗手间。
在这些年里有一个人像罗森塔尔一样引起了讨论和争议，他就是罗森塔尔一手提拔的助手阿瑟·盖尔布，一个过分瘦长的像铁塔一样的人。盖尔布和罗森塔尔同龄，他们彼此熟悉多年了。罗森塔尔在海外工作时，盖尔布从地方报道组被提拔为文化新闻的领导位置，他们经常通信。1960年罗森塔尔获得普利策奖时，盖尔布在《时报闲谈》上就罗森塔尔写了一篇幽默文章，罗森塔尔竟一下子理解不了。这篇文章把罗森塔尔描绘成一个胜人一筹的大师，一个敏锐的自我主义者。他在获得普利策奖后给盖尔布写道：“微不足道，但有思想。”这篇文章继续引用罗森塔尔的另一封信说：“关于波兰，我不熟悉。我真的不知道。当地人有点傲慢，不说英语。咖喱是恶臭的，但鲱鱼却做得非常好。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屋子。侦探开小车跟着我们转。我们有一只可爱的柯利牧羊犬，叫杰克或乔克或别的什么。它崇拜我。我们的厨师离开了。我看到了斯蒂文森。他知道我中间名的首字母，知道对所有总统候选人的考验。”
在某些方面，这篇文章对盖尔布本人就像罗森塔尔讲得一样多。盖尔布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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