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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 (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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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是出现最早、存在时间最长、战术形式也最稳定的兵种。但可惜的是,中国史书对步兵的具体作战方式记载极少。明代的王士祯在给戚继光《纪效新书》作序时曾抱怨:汉武帝南平瓯越、北扫匈奴,战功赫奕,但司马迁所作《史记》中,居然没有任何对战役过程的详细描写;各家传世兵书撰写者如孙子、吴起、司马穰苴、韩信、诸葛亮等,又都侧重于战略思想,极少关注兵种构成和战术运用,也使王士祯感叹:真正的军人看了这些书也不能懂,文士能看懂却也无法用于实战。[1]这也正是戚继光将自己的练兵和实战经验编写成《纪效新书》的动机:“纪效”指侧重使用效验,“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新书”则指它的现实性、实用性与以往兵法书都不相同,“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2]。

在戚继光之前,个别兵法著作中也有对兵种战术的讨论。较早的是战国兵书《六韬》,但此书对步兵军阵的讨论较少,主要侧重车、骑兵的运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则与《六韬》相反,几乎都是讨论步兵的编组、训练和作战理论,基本未涉及骑兵。本书主要依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六韬》和《纪效新书》,结合史书战例及考古材料,研讨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步兵战术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的步兵战术,现代研究成果也比较少。雷海宗1938年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成书较早,[3]其主要内容为兵制史,对具体战术少有论述。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4]是研究中国古代步兵战术的开创性专著,下面就在蓝书基础上进行深入讨论。

<h3>第一节 古代步兵军阵的队列特征</h3><h4>关于步兵军阵队列密度的讨论</h4>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认为,春秋时步兵军阵队列的特点是:五名士兵为一“伍”,在战阵中纵列站立;每名士兵前后间距1.8米;相邻的每个“伍”之间,间距也是1.8米。[5]由此,整个军阵中每一名士兵与前、后、左、右的士兵之间都是1.8米间距。但蓝永蔚先生的这个判断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持,多有流于臆测之处,如:

(一)蓝认为“伍”在军阵中是纵向而非横列,但没有给出这种推论的依据。

(二)关于每名士兵前后间距1.8米,蓝的推论过程是:每个“伍”的五名士兵使用的是不同的五种兵器,其中柄最长的是矛和殳,长度为三寻(24尺);五名士兵从前往后,使用的兵器依次变长,所以第四名士兵应当持三寻长的矛殳(第五名持远射的弓箭),而且矛殳必须能长及最前面的士兵,以便“隔人助杀”,即帮助最前的士兵一起作战。所以第一到第四名士兵的距离应是三寻长,由此每一名士兵之间距离为一寻(1.84米)。但蓝关于一个伍的五个士兵必须使用不同兵器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中也找不到任何支持。秦兵先生《五兵说质疑》反驳了蓝永蔚“五兵”说,他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指出,古人对冷兵器的习惯划分只有长兵(戈矛)、短兵(刀剑)和强弩三种,《周礼·司兵》中的“五兵”只是习惯性泛称,而将其坐实为五种具体兵器,只是郑玄等汉代注疏家为求严整而强做解释,且各家说法也不一致。[6]

(三)士兵左右间距,为什么和前后间距一样,必须也是1.8米?蓝永蔚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为了证明军阵中士兵之间的距离必须较大,蓝永蔚多次引用了《司马法·定爵》篇中的一句:“凡阵,行惟疏”[7]。但《司马法·定爵》篇中原文是“凡阵,行惟疏,战惟密”[8],蓝永蔚不惜割裂文句、断章取义以论证自己的观点,是不足取的。本书认为,冷兵器时代步兵军阵的特征是队列严密而非疏散。至于军阵中的队列具体如何组成,队列中每名士兵之间的距离多大,史料中缺乏详细记载,现根据能搜寻到的有限材料进行论证。

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周人共集中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9],《尚书》中的《牧誓》即武王对将士的临战演说,现场感很强,可能有真实的史料依据。其开端是: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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