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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亲爱的小伙子们，我说，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进来吧，别有什么拘束，他们鱼贯而行来到厅堂，或者说更像摸索着进来，因为厅堂里很黑，灯泡烧坏了，我没有换（到现在都还没换呢），我走在前面，欢快地跨进厨房，取出两瓶苏西达斯牌的梅斯卡尔龙舌兰酒［1］，这个牌子的酒只有奇瓦瓦州生产，当然是限量流通，每年我都通过邮递收到两瓶，直到1967年才中断。我回去时两个小伙子正在大屋里看画、翻书，我忍不住又说了一遍他们来看我，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谁给的地址，小伙子们？吉尔曼、曼努埃尔，还是阿克莱斯？他们听了不解地望着我，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是李斯特·阿苏比德。坐呀，我说，找个地方坐下，哈，我的朋友吉尔曼·李斯特·阿苏比德，他这个人是不会忘了我的，那老家伙还那么大块头、魅力无比吗？小伙子们耸耸肩说没错——他的块头肯定没有缩，对吧？可他们齐声说，缩了——我说我们来尝尝这瓶梅斯卡尔龙舌兰酒，我递给他们两只杯子，他们坐在那儿瞧着酒瓶，好像怕从里面蹦出一条龙来，我笑了，可我不是嘲笑他们，纯粹是因为开心而笑，只要有他们坐在这儿我就开心极了，后来一个小伙子问，不知他们听对了没有，这酒是不是真的梅斯卡尔，我把瓶子递给他们，仍然大笑着，我知道这个名字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往后退了一步，想好好瞧瞧他们，上帝保佑，他们可真年轻，长发披肩，手里拿着很多本书——这些书能让人回忆起多少往事啊！——这时一个小伙子说你肯定这东西不会要了我们的命吧，萨尔瓦铁拉先生？我说你所谓的要命是什么意思，这可是健康的精华，生命之水，别怕，喝了吧，为了示范，我给自己的杯子斟满酒，又倒出一半递给他们喝，起初两个淘气鬼仅仅润润嘴唇，后来酒性慢慢发作了，他们这才像男子汉般痛饮起来。嗨，小伙子们，怎么样啊？我说，其中一位，那个智利人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叫苏西达斯的梅斯卡尔酒，我听了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放肆，墨西哥至少有二百多种梅斯卡尔酒的牌子，想全知道它们可太难了，你要不是这儿人的话就更不可能，当然了，这孩子没想到这点，另一个说挺好，然后也说我没听说过这牌子，我只好告诉他们，据我所知，这个牌子的酒已经没人做了，工厂已经倒闭，或者烧毁了，或者变卖成了替雷弗雷斯科斯·帕思库尔供应酒瓶的基地，或者新老板觉得这个名字销路不好。有半晌我们谁也不说话，两个小伙子站在那里，我坐着，小口啜饮着苏西达斯，心里在想谁知道什么原因不做了。后来，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萨尔瓦铁拉先生，我想跟您谈谈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另一个说，还想聊聊那份叫《卡沃尔卡》的杂志。这些孩子啊。他们的脑袋和舌头好像是互通的。谁要起个话头，中途打住后另一个又会捡起话茬或者想法继续说下去，好像是他自己开的话头。说到塞萨雷亚的名字时我抬眼望着他们，感觉目光透过一张纱布帘子，准确地说是外科手术用的那种纱布，看着他们，我说别叫我先生，孩子们，叫我阿马德奥好了，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他们说，好的，阿马德奥。他们又提起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名字来。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想谈谈1970年。我是1970年认识他的，在波尔维尼尔，那是塔里斯曼的一所高中。我们两个曾在那儿同学过一阵子。他是1968年进校的，刚到墨西哥不久，我是1969年进校的，可我们直到1970年才认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都辍学了一段时间。他是经济上的原因，我想，我呢，是因为内心的骚乱。不过，后来我又复学了，他也回去了，或许是父母打发他回去的，于是我们就认识了。那是1970年，我在班里年龄比谁都大，我已经十八岁，按理说我该上大学，而不是还在高中晃悠，可我却还在波尔维尼尔待着，一天早晨，新学年刚刚开始，他出现了，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他不是新生，有一些朋友，比我小一岁，尽管还留了一级。那时他住在林达韦斯塔区，但几个月后就跟父母搬到那不勒斯区了。我跟他成了朋友。最初，我要鼓起勇气才敢跟他说话，我经常看他在院子里踢足球。他喜欢玩儿。我常常在楼梯上观察他，心想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孩。高中禁止留长头发，可他却留着。他踢足球时就脱掉衬衫，光着胸膛玩儿。我觉得他很像刊登希腊神话故事的杂志上某位希腊神的样子，别的时候（在课堂上，好像要昏昏欲睡时）又像个天主教的圣徒。我能经常看着他，我觉得这就够了。他的朋友并不多。当然，他认识很多人，他跟每个人都嘻嘻哈哈地周旋（他总是笑声朗朗）、开玩笑，但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说不定一个都没有。他在学校表现不佳。化学、物理的成绩很惨。我很吃惊，因为哪门课都不太难啊。只消稍微用点心，略微下点工夫就可以考过去，不过，他几乎从不用功，没准压根就不学，在课堂上，他的思绪信马由缰。有一天，他向我走来，我正在楼梯上读洛特雷阿蒙的书，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波尔维尼尔的老板是谁。我惊讶极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我张大了嘴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我的脸都扭曲了，没准浑身战栗不已呢。他依然光着胸膛，一手拿着衬衫，另一只手提着背包，那个沾满灰尘的背包里塞满了笔记本，他唇间带着一丝笑意望着我，我盯着他在风中或者午后的空气中（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迅速吹干的胸膛上的汗水，这时大多数课都上完了，我不知道自己还在学校干吗，也许在等待什么人，某个朋友，尽管这不大可能，因为我也没有多少朋友，也许我就是想待下来看他踢足球。我记得天空很明亮，带点湿漉漉的灰色，空气有些冰凉，或许是我自己感觉很冷。我还记得当时惟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远处的脚步声、无言的笑声，学校空空荡荡。起先他可能以为我没听清他的话，又问了一遍。我不知道这所学校属于谁，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老板。当然有老板了，他说，是主业会［2］。他一定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因为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主业会是什么。一个与魔鬼结盟的天主教组织，他笑着说。这时我明白了，我告诉他我不是很关心宗教，我知道波尔维尼尔是所教会学校。不，他说，关键是由教会的哪个门派控制：是主业会。什么人会加入主业会？我问。这时他在我旁边坐下，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让我尴尬的是他始终不穿上衬衣，天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我记得他第一次谈话时说到了自己的父母：他说他们很天真，他也很天真，他可能还说他们（他和他父母）都很傻，而且为现在才发觉这所学校归主业会而内疚。你父母知道这里由谁管吗？他问我。我母亲去世了，我说，父亲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补充了一句，我一心想上高中，然后再上大学。你将来上大学想学什么呢？他问。我说，文学。这时他告诉我他也写东西。真巧，我说，我也写。总之我们就谈了这些。这种聊天没多大意义。当然，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我已经十八岁，他刚满十七岁。他从十五岁开始就生活在墨西哥了。有一次，我邀请他一起去骑马。父亲在泰拉克斯卡拉有点儿地，还买了一匹马。他自称是个不错的骑手，我说这个星期天我要跟父亲去泰拉克斯卡拉，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同去。那一带农村太荒凉了。父亲盖了一间泥草屋，那儿全部的东西就这个了，剩下的无非是灌木和泥土。我们到那儿后他带着一丝微笑环顾了周围，仿佛在说，我知道这儿不会是一个迷人的牧场或者开阔的草原，可是这已经够大了。可我还是对父亲的这块地有些难为情。另外，这里没有鞍子，邻居们替我们养着马。父亲出去牵马时我们在平地上随便走了一阵。我想谈谈我读的书，我知道这些书他肯定没读过，可他几乎不听我说。他边走边抽烟，四周的景致差不多。最后，我们听到父亲的小车鸣喇叭的声音，接着那个替我们养马的人来了，他没有骑着而是牵着缰绳过来。我们回到小屋时父亲已经跟那人乘小车去办事儿了，那匹马系在那儿等着我们。你先骑，我说。不，他说（显然，他的脑子在想着别的事情），你先来吧。我不想再争，骑上马，起步就直接小跑了。我回来时他正坐在地上，靠着小屋的墙吸烟。你骑得不错，他说。接着他起身向马走去，说不习惯骑没有上鞍子的马背，可他一跃而起上了马背，我给他指了指路，告诉他沿着那个方向过去有一条河，或者说那只是一道干涸的河床，然而下雨的时候会溢满河水，而且非常漂亮，接着他便飞驰而去。他骑得极好。我本来就是个不错的骑手，可他跟我不相上下，说不定比我更出色，我不知道。我觉得此刻他骑得比我好。奔跑时不起一丝尘土是很难的，他紧紧贴着马背飞奔，最后淡出视野。我等待的时候数了数他扔到小屋外的烟蒂，弄得我也想学抽烟了。几个小时后，我们乘着父亲的小车回家，他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他说没准我们这块地下埋藏着金字塔呢。我记得父亲把正在凝视路面的目光掉转过来盯着他。金字塔？没错，他说，这里地下深层肯定埋藏着大量金字塔。父亲什么也没说。我问他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念头。他没回答。我们又聊了些别的事，但我始终琢磨着他为什么要提到金字塔。我一个劲儿地想着金字塔。我一直在想着父亲的那片石头地，很多年后，我跟他失去了联系，每次回到那片贫瘠的土地，我都会想起埋藏在地下的金字塔，想起我曾经看着他在金字塔的尖顶上策马飞奔而过，想像他独自一人待在小屋坐在那儿吸烟的样子。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遇到他之前，我在跟塞萨尔谈恋爱，塞萨尔·阿里亚加，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诗歌研讨班上，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塞萨尔。我在这个班上又认识了玛丽亚·芬特和拉斐尔·巴里奥斯。我还在这里认识了乌里塞斯·利马。当时他不叫乌里塞斯·利马，或许我不知道，可能当时已经叫这个名字了，但我们仍然叫他真名阿尔弗雷多或者别的什么，我也认识了塞萨尔，我们一见钟情，或者我们自以为一见钟情，我们两个都给乌里塞斯·利马的杂志写诗。这是1973年底，我说不上精确时间。那段时间雨水特别多，我记得，因为我们经常淋得湿湿的去约会。后来我们利用玛丽亚父亲工作的建筑事务所出了杂志《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太棒了。那些午后的时光真是太美妙了，我们经常一起喝酒，我们中总有人会带三明治来，不是索菲娅、玛丽亚就是我。男孩从不带什么来，就算真带了，刚开始还真有人带，带东西的男孩们，比较有礼貌的男孩，后来都退出了杂志，或者至少不再参加聚会。后来潘乔·罗德里格斯来了，然后把一切都搞砸了，至少我是这么看的，但我一直还为杂志工作，总之我还在那群人中晃悠着，主要是因为塞萨尔是他们的一员，同时还因为我喜欢玛丽亚和索菲娅（我跟安格丽卡一直未能成为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并非因为我想发表自己的诗，第一期上我一首诗都没有发，本来有一首叫《莉莉丝》的诗可以在第二期上发，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终还是没有发出来。塞萨尔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上发了首叫《劳拉和塞萨尔》的诗，写得很甜腻，但乌里塞斯把诗名改了（或者说服塞萨尔改的），最后叫《劳拉&塞萨尔》。乌里塞斯·利马就喜欢干这种事。
总之，我先认识塞萨尔的，劳拉“&”塞萨尔就开始约会或者什么的了。可怜的塞萨尔。他长着一头闪亮的栗色头发，个子很高。他跟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在米却肯州），我的第一次成人意义上的性经验就是跟他发生的。或许那其实是我青春期的最后一次性经验。现在想来，也许是倒数第二次。我们经常去看电影，也看过几场戏。那时我又选修了舞蹈学院的课，有时塞萨尔跟我一起去上课。别的时间我们都用来长谈，谈论我们读的书，在一起什么也不干。这样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甚至九个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掰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告诉他结束的，但我忘了到底是为什么。我还记得塞萨尔的表现还不错，他说我是对的，他当时就读医学院二年级，我刚上大学，专业是文学。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课，我去了玛丽亚家，我得找个朋友聊聊，我是说需要面对面去聊，不是在电话里，我到科里马区后向玛丽亚家走去，大门敞开着，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她家大门平时总关着，玛丽亚的母亲在这点上有些偏执，我走进去，按了门铃，门打开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家伙问我找谁。此人就是阿图罗·贝拉诺。当时他二十一岁，人很瘦，头发挺长，戴着眼镜，那副眼镜挺吓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那么差，只不过稍微有些近视，但那副眼镜还是很吓人的。我们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他跟玛丽亚和一个叫阿尼瓦尔的诗人在一起，此人当时对玛丽亚迷恋得快疯了，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出门。
当天我又见了他一次。我跟玛丽亚说了一个下午的话，我想，后来我们又进城买了条围巾，然后继续聊（起先还聊塞萨尔“&”劳拉，后来就无所不谈了），接着我们又上基多咖啡店喝卡布奇诺，玛丽亚约好在那里跟阿尼瓦尔见面。九点左右，阿图罗来了。这次他带来一个十七岁的智利人，名叫费里佩·穆勒，说是他最好的朋友，一个金发高个男孩，几乎从不说话，无论去哪儿都跟着阿图罗。当然，他们跟我们坐一桌。陆续又来了些其他诗人，年纪都比阿图罗稍大些，没有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因为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还没有诞生出来，像阿尼瓦尔这样的几位诗人早在阿图罗回智利之前就跟他是朋友了，算来从他十七岁时就已经认识他。他们多半为记者和政府官员，属于那种从来没有出过城区或者城里某些社区的可悲之人，活动范围南到查普特派克街，向北最远到雷福马大街，还有《国家报》的职员、《至上报》的校读员、内政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下班后会来到布卡雷利大街，伸出他们的触须或者小小的绿色名片。尽管我说他们挺可悲，可那天晚上我们笑得开心极了。我们的笑声简直就没有停过。后来我们又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有玛丽亚、阿尼瓦尔、费里佩·穆勒、贡萨洛·穆勒（费里佩的哥哥，很快就要离开墨西哥了）、阿图罗和我。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心得要命，我全然忘记了塞萨尔，玛丽亚仰望着星星，它们像三维投影般奇妙地出现在墨西哥城的天空，连我们正在行走的道路都显得那么优美，我们的行进出奇地慢，好像既前进着又后退着，推迟着必然抵达汽车站的那一刻的到来，我们所有的人一边走一边仰望天空（玛丽亚在数星星）。很久之后，阿图罗才对我说，他没有凝望星星，而是看着韦萨尔莱斯、卢瑟纳或者伦德雷斯街上狭窄的顶楼房里透出的灯火，还说刹那间，觉得没什么比跟我待在这样一间屋里更幸福的了，吃着三明治，喝着从布卡雷利大街某个小摊上买来的酸奶。不过他当时没有告诉我（那样的话我会认为他疯了）这些。他只是说喜欢读我的几首诗，还说两个半球的星星，北方的和南方的，他都很喜欢，然后向我要了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第二天他就打给我了。我们见了一面，但不是在城里，我告诉他我离不开现在住的特拉尔潘，我还得学习，他说没问题，我来找你，那样我也可以看看特拉尔潘，我说这儿没什么可看的。你要先搭地铁，然后再乘巴士，然后再换一辆巴士，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他肯定会迷路，我就说你在地铁站等我好了，我去接他时发现他坐在装水果的柳条箱上，靠着一棵树，其实这是那儿能找得到的最佳位置。你真幸运，我说。是啊，他说，我向来都挺幸运。那天下午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智利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想说还是我问他了，他说的大部分都凌乱无序，他还提到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他游历过整个拉丁美洲，或者至少去过每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后来我们相处了几个月，然后就住在一起，接下来就发生了该发生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分手了，我回去跟母亲住在一起，开始学生物学（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出色的生物学家，特别是生物遗传学方面），后来阿图罗遇上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恰在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诞生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觉得不是玩笑时，我们当中有些人追随他成了本能现实主义者，我想那主要是出于惰性，或者因为这个主张太疯狂，反而显得貌似有几分道理；或者出于情谊，为了不至于失去这个完整的朋友圈，但说句心里话，没有人把它太当回事。内心深处并不特别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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