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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俗小说各个类型之间的互动消长中，侦探小说“付出”多而“收入”少。其主要原因是侦探小说类型化程度较高，类型特征是其生命线，没有侦探，没有疑案的侦探小说是不能成立的。突出类型特征的内在要求决定了侦探小说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兹韦坦•托多罗夫曾列举了八点侦探小说的类型特征：
1．小说最多只该有一个侦探和一个葬犯，最少有一个受害者（一具尸体）。
2．罪犯不应该是一个职业犯罪者，不能是侦探，必是为了一些私人理由而杀人。
3．爱情在侦探小说中没有位置。
4．罪犯具有某种重要地位：a）在生活中：不是仆人或贴身侍女。b）在书中：是主要人物之一。
5．一切都须以一种理性的方法来解释：幻想作品不被接受。
6．心理描写与分析并不重要。
7．必须遵循连续的同一性，至于故事中的情况则是：“作者：读者=罪犯：侦探。”
8．必须避免平庸的境况与结局。（9）
上述八点概括并不十分准确，擅长理论发明的托多罗夫显然对侦探小说史尚未熟稔到专家的程度。但这个概括却大体上合乎人们对侦探小说的“印象”。可以一眼看出，这八点“印象”充满了否定词和限定副词，也就是说，排他性极为强烈。这意味着，侦探小说是一种技术化要求很高的艺术。社会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的作者只要知识广博或有某项专长即可，而侦探小说的作者却非得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才行。所以，尽管有人说“侦探小说的历史和侦探的诞生都起源于《圣经》”（10），但真正成为一个小说类型的侦探小说，却公认是到1841年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 in the Rue Morgue）才起步。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始于晚清，水平虽然幼稚，但类型意识很浓。1906年吴趼人辑34则笔记为《中国侦探案》，实乃公案变体，并非现代侦探，吴趼人尚订凡例六条，按他所理解的类型特征，严加删削，“所辑各书内所载事迹，或不仅如所辑者，则其前后事，皆无关于侦探，故皆不备录。”（11）也正是类型的技术要求太高，清末民初一大批涉笔侦探创作的作家不数年内便纷纷知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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