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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救世，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培养对众生的博爱，唯有真正博爱的人才能彻底的无我，唯有无我的人说到牺牲，才能真牺牲；说到救世，才能真救世。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字写得工整朴厚，常常有人向他求字，他最常写给别人的字是“博爱”。如果写长一点的，他就写“礼连大同篇”。我们从这简单的事例中，可以知道在孙先生的内心深处，对博爱，乃至于由博爱而进入世界大同，是充满着期待的。他常说“自由、平等、博爱”，但为什么下笔的时候总写“博爱”？不写“自由平等”呢？
我想，孙先生写博爱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博爱比平等更难，因为自由平等是人人都会争的，是自利的，而博爱却是纯利他的，利他当然比自利难一些，所以须要鼓吹。一方面则是孙先生的革命是以博爱为出发点，是为了拯救百姓出苦而革命的，革命事业虽不免轰轰烈烈流血流汗，但他希望党人不要忘记革命的初衷——博爱。他的革命不是只要创建民国，也要革心，他生前常说：“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事，都应革除。”就是这个道理，他也常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革除了一切不仁不义，剩下的就是仁义，“仁义”在本质上是很接近博爱的，韩愈在《原道》里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那么，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军，可以说是仁义之师，而他所努力的革命事业可以说是博爱的事业。
“博爱”虽然很像儒家的“仁”，如果我们进一步地说，它和佛家所说的“大悲”更接近，因为，“仁”在感觉上有上下之分，是人站在高处来仁民爱物，博爱或大悲则是同体的，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来爱惜、来护念、来付出对众生的又深又广的情感。大悲是佛家菩萨行中最重要的菩提之心，是最根本最伟大的同情，也是最高超最庄严的志向，用孙先生的话来说是“博爱”，用菩萨的话来说就是“大悲”。我们今天回顾当时的革命事业，套用现代用语，那时候的革命党人可以说是“霹雳菩萨”。
革命党的霹雳菩萨是如何组成的呢？事实上，是孙先生深切知道专制、落后、贫穷的老百姓之苦，立下一个博爱的悲愿，希望把中国人从晚清日渐深陷的泥坑中解救出来，这种悲愿与菩萨体会一切有情众生的痛苦而济拔之，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世亲菩萨说：“菩萨见诸众生，无明造业，长夜受苦，舍离正法，迷于出路。为是等故，发大慈悲，志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救头然。一切众生有苦恼者，我当拔济，令无有余。”在《华严经》里更进一步阐释一切的菩萨行都是枝干花叶，惟有大慈悲心才是根本。那么我们看孙先生的博爱，何尝不可以说一切的革命事业都是枝干花叶，惟有博爱才是标本呢？因为如果不是彻底地求博爱，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回了。
事实上，民国以来的佛教界，也把孙中山先生当做是菩萨来尊崇的，孙先生是基督徒，但并不因而减损他慈爱的菩萨本质。在他生前有一桩和观音结缘的事迹鲜为人知，因为谈到了“博爱”与“大悲”，使我想到这个故事。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孙先生率领党人胡汉民、郑家彦、朱卓文、周佩箴、陈去病等人，同游浙江普陀山，去往佛顶山的慧济寺时，孙先生独自看到许多僧侣合十欢迎他，并且有宝幡随风招展，还有一座伟丽的牌楼，令他看了惊奇不已。因为景象明晰持久，孙先生一直到进了慧济寺，才问同游的人有没有看见那奇异的景象，结果却无人看见。他后来把亲见的异相告诉方丈了余和尚，了余请他留个纪念，孙先生就在寺里写了一篇短文《游普陀志奇》，对于他到普陀山的经历有详细的记载，原文是这样子的：
“余因察看象山，舟山军港，顺道趣游普陀山，同行者为胡君汉民，郑君孟硕，周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厅秘书陈君去病，所乘建康舰舰长则任君光宇也，抵普陀山朝阳已斜，相率登岸。逢北京法源寺沙门道阶，引至普济寺小住，由寺主人了余唤徇将出行，一路灵岩怪石，疏林平沙，若络绎迓送于道者。迂回升降者久之，已登临佛顶山天灯台。凭高放览，独迟迟徘徊。已而旋赴慧济寺，才一遥瞩，奇观现矣！则见寺前恍矗立一伟丽之牌楼，仙葩细绵，宝幡舞风，而奇僧数十，窥厥状似乎来迎客者。殊讶其仪观之盛，备举之捷！转行益了然，见其中有一个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方感想间，忽杳然无迹，则已过去处矣。既入慧济寺，及询之同游者，均无所观，遂诧以为奇不已。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然当环眺乎佛顶台时，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慨，而空碧涛白，烟螺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比清胜者。耳听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已下佛顶山，经法雨寺，钟声镗声中，急向梵音洞而驰。暮色沉沉，乃归至普济寺晚餐，了余道阶，精宣佛理，与之谈，令人悠然意远矣。八月二十五日孙文志。”
当时，随孙先生一起游普陀山的郑孟硕（又名家彦），也曾为文记述这段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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