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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想我是个成功的年轻艺伎，倾慕者众多，就算没有延，别人也会自告奋勇来救我。但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艺伎并不是掉在街上的珠宝，人人都会想捡。最后那几周里，祇园几百名艺伎都千方百计地想找个能避开战争的小巢，但是只有几个运气好的才找到了。所以你看，我住在岚野家里，越来越感到自己欠延的情。
次年春天，我听说艺伎利香在东京的大轰炸中遇难了，这时我才真正发现自己有多么幸运。正是利香说了那句我们发笑的话，除了过去，没有什么能比未来更渺茫的了。她和她母亲都是知名的艺伎，她的父亲则出身一个著名的商业家庭。对我们这些祇园人来说，没有人比利香更有可能熬过战争了。她遇难的时候，显然正在他父亲东京田原调布的宅邸里，给她的小侄子读一本书，我想她大概觉得那里和京都一样安全。说也奇怪，在利香遇难的那次空袭中，著名相扑力士宫城山也死了。他俩都生活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至于南瓜——她似乎已经和我绝交——也努力活过了战争，虽然她工作的那家大阪郊区镜片厂被轰炸了五六次。我知道在那一年，没有什么事情比谁能活下来而谁不能活下来更不确定的了。豆叶捱过来了，她在福井县的一所小医院里当护士助手。但她的女仆辰美却死在长崎的狂轰滥炸中；她的穿衣师一丁田先生，在一次空袭警报演习中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但别宫先生却活了下来，在大阪的海军基地工作。鸟取将军也活着，一直住在猿屋旅馆，五十年代中期才过世。男爵也没死，但说来可悲，在联军占领那头几年，男爵的爵位和许多财物都被剥夺，于是他自沉于他那个美丽的池塘。我想，他是无法面对一个他不能随心所欲的世界。
说到妈妈，我没有一刻怀疑过她能熬过战争。她有着损人利己的高超本领，在灰市上如鱼得水，仿佛她一向干的就是这个。她在战争中倒卖别人的祖传家当，不但没有穷困潦倒，反而发家致富。每次岚野先生要从他的藏品里变卖一件和服换取现金，他就会让我和妈妈联系，以便她能帮他赎回来。你瞧，许多在京都被买走的和服都经她的手。岚野先生大概希望妈妈能放弃牟利，把他的和服保存几年，直到他可以赎回来，但她好像从来都找不到那些衣服，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我住在岚野家里的那些年，他们一家人待我都非常好。白天，我和他们一起缝制降落伞，晚上，我和他们的女儿、外孙一起睡，地铺就打在作坊里。我们没有多少煤炭，只好靠燃烧压成块的树叶取暖，或者烧报纸杂志，烧任何能觅到的东西。当然，食物越来越少了，你没法想象我们都学会了吃什么。吃大豆渣，这通常是喂牲口的。还有一种很难看的东西，叫做“糠面包”，是把米糠和小麦粉掺在一起油炸而成，样子就像风干了的旧皮革，我相信皮革的滋味都比这个好。我们偶尔也会有少量土豆或甘薯，鲸鱼肉干，海豹肉香肠，有时候还有沙丁鱼，我们日本人从来是把沙丁鱼当作肥料的。那些年，我瘦了许多，走在祇园的大街上，没有人认得出我。有些日子，岚野的小外孙纯太郎饿得直哭，这通常是岚野先生决定变卖一件和服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日本人所说的“洋葱头生活”，每次剥一层皮，泪流不止。
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岚野一家住了才三四个月，就目睹了生平第一次空袭。星星如此明亮，我们都能看见轰炸机在头顶盘旋的黑色剪影，还有发射升空的星星——我觉得是这样——从地面飞起来，又在地面附近爆炸。我们担心会听到可怕的警报声，看到京都在我们眼前烧成一片火海。如果这样的话，无论我们是死是活，生活都在那一刻终结，因为京都和飞蛾的翅膀一般脆弱，一旦被摧毁，绝对无法像大阪、东京或其他城市那样重建起来。但是轰炸机放过了我们，而且每个晚上都放过了我们。许多夜晚，我们看着大阪的火光映红了月亮；有时，我们见到灰尘如落叶般飘浮在空气中，甚至能见到五十公里外京都上空的灰尘。你完全能想象，我为会长和延心忧如焚，他们的公司就在大阪，家又都住在京都。我不知道我姐姐佐津怎么样了，她又在哪里。我也许没有意识到，但自从她逃走的那周开始，我心底总藏着这样一个信念，我们生命的轨迹终有一日会让我们重逢。我想，她也许会寄信到新田艺馆，也许会回祇园找我。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带小纯太郎在河畔散步，从河边捡起石头扔回水里，我突然想到，佐津再也不会回祇园来找我了。眼下我生活如此窘迫，根本无法可想能够旅行到某个遥远的城市。况且，佐津和我可能对面相逢不相识了……至于我以为她会给我写信，唉，我又觉得自己好生愚蠢，难道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其实佐津无从知道新田艺馆的名称？即使她想写信也无从写起，除非她去找田中先生，可她又决不会去找的。小纯太郎还在往水里扔石头，我蹲在他身边，一只手往脸上浇水，一直朝他微笑，装着是想让自己凉快一下。我的小诡计得逞了，纯太郎看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逆境就像一阵狂风。它不仅阻挡我们去某些我们本来能去的地方，还从我们手中夺走本来无法被夺走的东西，于是狂风过后，我们看到的是原形毕露的自己，而不是爱成什么样就能成什么样。举个例子，岚野先生的女儿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于是她便全心投入到两桩事情当中：一是照看她的小儿，二是为士兵缝制降落伞。她生活再无别的目的。她日渐消瘦，你都能知道她每一克肉到哪里去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她紧紧抓着孩子，仿佛抓着悬崖边缘，一松手便会掉到下面的岩石上。
既然历经磨难，我对自己的了解就像在唤醒那些几乎已忘却的往事。换言之，在华丽的衣裳，娴熟的舞姿，机智的谈吐之下，我的生活毫不复杂，而是如石头落地一般的简单。过去十年里，我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赢得会长的心。日复一日，我看着作坊下面加茂河浅滩的潺潺流水，有时我会丢一片花瓣下去，有时是一根稻草，知道它会被载到大阪，然后再入海。我想，有天下午会长也许坐在桌前，探出窗口看到了花瓣或稻草，说不定就会想起我来。但顷刻我的思路又颤抖起来，会长也许是会看到它——虽然我怀疑这种可能性，但即使看到了，他靠回座椅，由花瓣而想到了数百桩事，其中或许不会有我。他的确一直对我很好，但他就是这么个好人。从未有过一丝迹象，表明他认出我是他当年安慰过的女孩，表明他知道我关心着他，想着他。
一天，我想到一件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比我突然明白佐津与我无法团聚更令我伤心。前一晚，我一直转着个可怕的念头，我第一次想到，万一直到我走到人生尽头，会长都对我无动于衷呢？第二天早晨，我仔细翻查黄历，希望能找到一点迹象来说明我不是漫无目的地过日子。我心情沮丧，连岚野先生也似乎看出来了，他让我去一家干货店买缝衣针，步行过去要半小时。我回来时天已黄昏，在路上走着，差点撞上一辆军车。这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次日早晨我才留意到黄历上说走鼠位方向不吉，而干货店正在鼠位。我一门心思查找有关会长的征兆，因而对此浑然不觉。这件事让我懂得，把心思放在不存在的事物上是危险的。难道我直到生命尽头才会觉醒到，日夜盼望的男人永远不会来到？我吃下去的东西从未细细品尝，路过的地方从未好好欣赏，只因我一任生命悄悄溜走，一心思念着会长。这种悲哀不堪承受。然而，如果我把思念从他身上抽回，我又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会像一个舞者，从小就为了一次演出而苦苦练习，但这次演出永不会到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战争结束了。大多数当时住在日本的人都能告诉你，那是漫漫黑夜中最为惨淡的一刻。我们的国家不仅被打败了，还被摧毁了，我说的不止是轰炸带来的后果，虽然轰炸是极其可怕的。当你的国家战败，外国军队涌入，你就会觉得自己仿佛被押到刑场上跪下，双手绑着，只等断头刀落下。那一两年内，我从未听到过笑声，连小纯太郎也不笑，虽然他什么也不懂。每当他要笑时，他外公就挥挥手让他安静。我常留意到那些年里成长起来的男男女女，他们总有种特定的严肃味道，他们的童年太缺少欢笑了。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们都知道自己要生活在战败的苦难中了。还有人相信日本有朝一日会复兴。所有关于美国兵会奸淫杀害我们的说法都是谣言。事实上，我们慢慢了解到，美国人总体上是相当友善的。一天，他们有一队随行人员驾着军车驶过这地方。我和几位邻家妇女一起站着旁观。在祇园这些年里，我觉得自己是住在另一个特殊的世界里，和其他女人隔离开来。那种被隔离的感觉很强烈，我几乎从不去想其他女人——甚至是我伺候的男人的妻子——是怎样生活的。而我如今穿着一条破烂的工作裤，一头长发披在背上，已经几天没有洗澡了，因为我们的燃料只够一周烧几次水。在驾车驶过的美国兵眼里，我和周围的其他女人也没什么分别。我自己想来，谁又能说我有所不同呢？如果你没有了树叶、树皮或树根，你还能叫自己是一棵树吗？“我是个农妇，”我对自己说，“不再是艺伎了。”看到自己粗糙的双手，我吓了一跳。为了把恐惧的念头抛开，我又把注意力放在开过的运兵车上。这就是那些让我们来痛恨的美国兵吗？是他们用恐怖的武器炸毁了我们的城市？他们驶过我们的街区时，向孩子们抛撒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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