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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定期会举办“档案”（Dossier）展览，主角为一幅或一组名画，展品是所有与之相关的重要档案（结构图、草图以及其他艺术作品），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画作的创作过程。此类展览通常颇有趣味且令人受益良多。今年冬天的“档案”展览为我们带来了19世纪最著名的画作之一：德拉克拉瓦[29]的《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并对逐个人物进行了研究。这幅拥有众多人物的画作犹如一部小说，其中有着多条故事线索；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有必要诉说一二。我并无意侵犯艺术史学家和评论家的领域，只是想复述这场展览所呈现的东西，像阅读小说一样阅读这幅画作。1830年7月，法国“七月革命”（“光荣三日”）为查理十世的统治和波旁复辟画上了句号；几日后，奥尔良公爵路易腓立设立君主立宪体制；同年年末，德拉克拉瓦完成了庆祝“七月革命”的油画大作。时至今日，谈到可以代表人民起义的伟大解放力量的画作时，全世界的人民仍然会想到这幅画。展览辟出一个房间，展示这幅画作如何被大家认可，如何被反复谈论、复刻以及改编。这幅画作之所以如此成功，画作的主题肯定立了大功，然而它在这一类别中无人能出其右的艺术价值才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此画作的革命性意义首先要从绘画史谈起，虽然站在今天的角度，这幅画更像是一幅寓言画，然而在那个年代，它却是第一幅闻所未闻甚至骇人听闻的“现实主义”画作。
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德拉克拉瓦并非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才创作了这幅画作：在查理十世执政的年代，这位画家已经到达职业的巅峰，不仅在宫廷中有着众多拥趸，而且还有很多来自国家的订单。他在1827年创作了《萨达那帕拉之死》（La Mort de Sardanapale），尽管评论界认为这是一幅道德败坏的作品，它最终却进一步巩固了画家的地位。与此同时，画家还得到了奥尔良公爵（未来的路易腓立国王）的支持，当时的公爵已是自由反对派的领袖，他深爱德拉克拉瓦的创新风格，经常购买他的画作。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时，德拉克拉瓦没有登上街垒，而是同许多画家一样，志愿加入了卢浮宫的安保队伍，保护博物馆的藏品不受暴民的洗劫。现存的证据告诉我们，日夜执勤的过程中，值班画家常常发生激烈的争执，最后拳脚相向，而让他们吵得面红耳赤的并非政治议题，而是艺术趣味以及拉斐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等问题。这些趣闻逸事以格外真实的画面为我们还原了大革命期间的紧张氛围：在这座革命城市的中心，在卢浮宫的展厅内，这些手持武器，披着披风的画家于夜晚穿行在古埃及石棺之间，以无上的热忱讨论着各自的艺术理念，与此同时，塞纳河对岸的巴黎市政厅远远地传来枪声和呼喊声……
在那几年里，德拉克拉瓦的日记中断了，我们只能通过少数几封信件了解他对革命所持的态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内心沉静的人对动荡的时局所产生的忧虑。我们从大仲马（虽然他总是将记忆随意歪曲）那里找到了一项证据，表明德拉克拉瓦一开始看到武装起来的平民时明显感到害怕，可是看到三色旗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迎风飘扬，就又激动不已，从此以后，他就被人民的事业感召过去了。
大革命之后，被查理十世解散的国民警卫军重新组建起来，德拉克拉瓦立刻请缨入伍，虽然后来也曾在书信中抱怨过军营之苦。他的前后行为逻辑清晰，他的所作所为是任何支持人民反对专制政权、建立开明君主制之人都会有的反应，而他最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奥尔良公爵新政府的一员。
然而1830年并不仅仅是改朝换代之年，也不仅仅是从有资产阶级倾向的贵族统治到有贵族倾向的资产阶级统治的过渡，而是无产阶级第一次自主上街发动起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仍旧是由几位思想领袖发动的创举），且成为政权更迭的决定因素。正是这一新事态占据了当时所有的话题，也成了德拉克拉瓦在该事件（在当时，失望与怨愤的情绪已然在激进的共和派和民主派之间蔓延）后数月间埋头创作的画作的绝对主题。“我将街垒这般现代的事物选作我的主题，”10月，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就算我没能为国家而战斗，至少我可以为她挥毫。这让我感觉良好。”
这幅绘画作品将革命的能量、动态和激情呈现在观众眼前，仿佛是一幅灵感爆发之下一气呵成的作品。然而，这部作品背后却有着另外一个故事，不仅耗费心力，充满犹疑和推翻，而且画面里有很多相异的因素，是画家从许多已有的作品中借鉴而来，一点点添加进去的。有人会说，这是一幅寓言画作，脱胎于画家真挚的革命理念。但是这幅画的每一处衣物细节和每一件挥舞的武器均有着特殊的意义和故事。还有人会说，这是一幅现实主义画作，取材于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中的真情实感。但是这幅画广泛地引用历史画作的内容，宛如一本抽象艺术的大纲。
展览首先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向我们表明画面中间的女性（也是绘画史上最为著名的自由形象）并非德拉克拉瓦临时构想出来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她早已在他的画作中频繁出现。她象征着“反抗土耳其人的希腊人”，自从希腊在1820年取得独立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德拉克拉瓦就一直想要借此挥毫泼墨。同情希腊向来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于是乎，德拉克拉瓦从1821年开始创作一幅寓言作品。次年，听闻发生在希奥岛上镇压革命的血腥事件后，他突然有了另一个想法，并由此在1824年创作出著名油画《希奥岛的屠杀》（Scènes des massacres de Scio）。几年后，他继续钻研这一女性角色，由此创作了《在希腊迈索隆吉翁的废墟上》（La Grèce sur les ruines de Missolonghi，1827年，现藏于波尔多美术馆）。然而，除开这些成品之外，我们还在许多草稿（根据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草稿都是为创作《在希腊迈索隆吉翁的废墟上》而绘的习作）中看出她将于《自由引导人民》中展现的躯干和手臂姿态。这些草稿还告诉我们，这位女性一开始头戴一顶金城冠，后来才变成一顶自由帽。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专家还通过红外线扫描，来确定德拉克拉瓦是否通过修改《在希腊迈索隆吉翁的废墟上》的草稿，完成了《自由引导人民》的创作。扫描的结果一如既往地不确定，不仅没能解决疑惑，反倒引出了新的问题。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自由女神的裙子原先要更加宽大，更不适合越上街垒。草稿中的她原本以正脸面对着观众，改成侧脸后反而赋予她令人过目难忘的锐利（这个想法似乎是画家在作画时产生的，而且与希腊革命相比，倒是与1830年的革命关系更为切近）：自由女神转过脸向着人民，呼唤他们加入战斗。然后，画面左侧的工人有一只奇怪衣袖，是这幅画的几处败笔之一，可能是为了遮住希腊人或土耳其人的衣服。背景中堆成街垒的桌子在构图中隔开了背景中的巴黎城，将前景中的光荣人物托上舞台。然而此种处理也可能是为了遮盖早先草稿的风景，例如迈索隆吉翁的沙滩和大海……
这些观点均属推测，没有人有绝对的把握。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是：《自由引导人民》是一幅自主画作，最终完成于1830年；虽然画作吸纳了画家早前的研究，但完全不会与画作的主题（人民的自由）产生矛盾或疏离，反而在从理想化寓言到现实经历的过程中得到了丰富。画面的构图由画家在1830年最终决定：三色旗位于画面的顶点，赋予整幅画作三角形的结构，旗帜的颜色也与画作其他部分的三种颜色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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