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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夫黄任之之言曰：“任公先生政业之在民国，自有千秋论定。就文章论，戊戌迄今三十年来，自士大夫以至妇人竖子，外薄四海，惟先生为能摄取其思想，而尽解其束缚，一其视听，此诚诱导国人迎吸世界新法，第一步最有价值之工作也。晚岁，指示人以科学方法，治国学之途径，凡所著书，俱未告成，图书辞典，亦甫著手，遂赍志以殁。要之近世纪文章震力之大，应声之远，谁能如之？”任公之一生，尽于数言中矣。任公却极推崇黄公度其人，公度殁，任公为撰墓志铭，有“弱龄得侍先生，惟先生教之诲之”等语。《饮冰室诗话》中，更一再述及公度，如云：“公度之诗，诗史也。”又云：“吾重公度诗，谓其意象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又云：“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又云：“黄公度尝语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庚辛之交，随使欧洲，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藉以自娱，即在湘所见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诗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录副本，近于诗话中称其诗，海内外诗人贻书索阅者甚多，然急切无从觅致也。念其官日本参赞时，如重野安绎、森春涛、龟谷行诸君，皆有唱酬。又闻天南某氏曾在新加坡领事署钞存《人境庐诗》一卷，余因征之东瀛南岛，幸得数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诗话中可必有一鳞一爪矣。但所刊载，未必为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
按公度，讳遵宪，别署东海公，又号水苍雁红馆主人，嘉应人。清光绪初，随何子峨星使使日本，其时正值琉球事件，公度献议何使，力主强硬，奈政府不之纳。及朝鲜开港，公度又力言外交当由我主持，政府复不能用。既而甲午之役，日人要我开租界于苏杭，公度参南洋大臣刘忠诚幕府，忠诚委以全权，与日领事珍田舍已会议。公度持苏杭为内地，与畴昔沿江沿海之口岸有别，遂草新约，收回治外法权。珍田莫能难，签约达彼邦当轴，彼邦当轴深怒珍田之辱命，提抗议于我政府。清廷懦怯，竟为所屈，而公度所拟之约遂废。其倔强不媚外有如此，洵难得也。与梁任公更有一度之结合。公度尝斥资办《时务报》于海上，颇欲征求一相当人才为主笔，奈一再物色，迄未有得。其时梁任公在北京，公车上书，文笔之酣畅淋漓，条脉清晰，世无其匹。公度读而大喜，招之来申。相见之余，为谈世界大势及古今学术之变迁，直至掌灯，任公始别去。明日，袖稿来见曰：“一昨得聆宏论，开我茅塞。归而喜不成寐，力草数万言以志之，幸乞郢政也。”公度观之，称扬不绝口，乃延之以主《时务报》笔政。盖知遇之深，胜于寻常，毋怪任公之推崇不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