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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中外的临城事件，发生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在津浦线的山东临城车站附近，有土匪二千名左右，劫掠浦口开来的火车乘客，内中有许多英美人和日本人，因此成为国际上的严重案件。事件发生后，外人提出抗议，北京军阀政府不得已便收编土匪头子孙美瑶部队为正规军，并任之为旅长，到六月十二日才将所有外人，全部放回。港报耿昭君曾写了一篇《绑票大奇案》谈这件事，且涉及孙筹成其人。
孙是浙江嘉兴人，名福基，前清秀才，辛亥革命时参与作战，因有“戎马书生”之号，参加“星社”和我是数十年的老友。临城事件，他当时身入匪窟，并见过孙美瑶，所知是很详细的。他告诉我：“孙美瑶时年二十五岁，圆圆的脸，穿白纺绸长衫，简直是一个白面书生。匪群因他富有机智，尊他为‘当家’。他的叔父孙桂枝为‘老当家’。桂枝年四十多岁，貌很苍老，蓄着长须，穿青布长衫，一副乡愚状态，岂知这样的叔侄两人，竟呼啸山林，为剧匪之魁，的确人是不可貌相的。”
劫去中外乘客二百多人后，匪方防着官军追击，故意把西人列在后面，让他们高举双手，挥着白巾，以示不可冲突，免伤生命，官军投鼠忌器，只能看着他们远遁，毫无办法。山上有“巢云观”，肉票囚禁在观内，距车站有数十里，且都是山路，崎岖难行。这时两匪挟着一客，疾走如飞，被劫者平素养尊处优，车舆代步惯了的，一旦半拖半走，非常狼狈，鞋子落掉的很多，致脚底被砾石擦破，流血涔涔，及到匪窟，什九面无人色，倒仆于地，灌以姜汤，才得苏醒。西人在住宿上较为优待，搭着高铺，华人卧在地上。华人中有能操英语的，委任翻译，也得和西人同样待遇。
华票中有尤筱林老翁，年逾古稀，忧惧致病而死。有陈世馨夫妇二人被虏，各禁一室，陈疑其妻被匪强作压寨夫人，愤而自山上跃下殒命。其他死于病的续有所闻，官军无法挽救。因为西人被绑，军阀政府深恐发生外交问题，即命山东督军田中玉办理此案，田亲到枣庄，和孙美瑶代表谈判，奈孙提出条件太苛，不能接受，便呈报当局，主张痛剿。孙美瑶撕去五票，也表示决裂，造成僵局。后由齐燮元派徐州镇守使陈调元与江苏交涉员温世珍，会同地方士绅及总税务司西人安德森前往，与匪方举行会议。上海总商会也集议设法，协助援拯，推闻兰亭、冯少山及孙筹成代表总商会，亲赴临城枣庄，并随带食品衣服药物以为救护。于是枣庄与抱犊崮之间，特设通讯机关，被难人士纷纷致书家属，由孙美瑶特制邮票，票作长方形，上盖英文年月日的紫色木戳。官匪双方同意，每天邮信有数十件之多，寄费倍蓰于常函，至今集邮的仍把它作为珍稀之品。
闻、冯、孙三人与匪方谈判，经过许多曲折，闻、冯二人先返，孙筹成与陈调元、安德森却深入山中，居留多日。孙筹成一方面任上海《申报》《新闻报》的通讯员，经常以个中消息，发表报上，引起社会人士注意，尤其被难家属更为关心。事后，孙筹成更把经过始末，写成《临城大劫案目击记》，共数万言，排日登载某报刊上。当时孙筹成居留山中，心中不毋惴惴。他知道那所谓“老当家”孙桂枝，经常写一字条，上盖“孙桂枝印”四字图章，经过步哨线时，可凭此放行。孙筹成乘人不备，偷打一印于空白纸上，以备危急时，即在纸上填写孙某某一名准予下山字样，作为护身符。事后他把这印纸带出，可是后来于迁徙中失掉，否则保存着亦是一特殊文献。
田中玉尚恐匪方要挟，特派飞机在抱犊崮上空回旋飞翔，作为侦察，表示如不听命，拟空中掷弹，与驻军双方夹攻，无非逼匪方及早就范。而陈调元能言善辩，晓以利害，态度忽而硬，忽而软，卒使匪方应允把中西肉票全部释放。匪军受编为正规军队，由安德森出保证书，孙桂枝出受抚书，陈调元、孙筹成一行人均在两书上签名。孙桂枝因编写匪军名册，通宵未睡，次日双目红肿，陈调元见了，亲把自己所戴的墨晶眼镜给他护目。孙美瑶不肯领。陈说：“如此客气，不像自己弟兄！”硬要他接受。这一来，更使孙美瑶毫不怀疑，毅然听命。改编后，孙美瑶任旅长，但不到半年，便藉端说他“匪心不改”，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