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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跟朋友们做一个交流。
这个话题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讲过。之所以再次提到这个话题，倒不是为了图省事，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困扰很多作家的问题。我跟在座的格非平时有很多交流，这种交流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我最早的小说大都是格非推荐出去发表的。我们平时的交流很多，但是就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做过很多交流。但我相信，这可能也是格非比较关心的问题。几年前，格非写过一部短篇小说《戒指花》，我想那部小说的基本主题就是大众传媒对人的命运影响。在我看来，那可能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一部短篇小说。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在十年前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花腔》，我主要探讨的是在革命年代里个人是如何消失的。一个人投身革命，是要把个人的存在价值与国家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价值是要通过革命表现出来，由此显示他的国家情怀，但吊诡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本人的存在价值实际是被取消了。当然那部小说的主题很复杂，复杂到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基本主题。跟小说所表现的那个时代不同的是，现在，个人的存在价值，个体的生命意义，受到了另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在我看来，大众传媒的影响应该算是非常突出的一种力量。这也是我最近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主题。这部小说写得非常艰难，简直是如履薄冰。我记得阿赫马托娃有一句诗，步步都是秘密，左右都是深渊，脚下的荣誉，如同枯叶一片。如果套用阿赫马托娃的诗，我可以说，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那真是步步都是陷阱，左右都是深渊，而写作的快感，真是如同枯叶一片啊。
我们都知道，现在报纸、电视、网络已经覆盖了我们的生活。前段时间，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北京出版集团不知道为什么找到我，希望我去谈谈对数字出版的感受。今年的世界读书日的主题是数字出版。当时去的还有你们清华大学的蒋方舟。蒋方舟的口才很好，我不及也。恕我孤陋寡闻，去的时候，我连数字出版的概念都还没有搞清楚。不过，我大致知道，数字出版跟大众传媒这两个概念之间应该有相当大的重合。也就在这个会议上，我听到了一个说法，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人王子洲先生的说法。他说，传统的写作即将消失，纸质出版也即将消失，以后是数字出版的时代，非常快捷有效。按照他的这种说法，像我这种作家，像格非老师这种作家，在二十年之内必将灭亡。我在回来的出租车上跟他开玩笑，说我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只是缓期二十年执行罢了。我当然不愿意接受他的这种说法。奇怪的是，他本人也不认同这种说法。我不认同，是因为这种预言如果能够成立，那么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意义已经不是大打折扣的问题了，而是很可能完全没有了。他本人不认同是因为如果这个预言可以成立，以后大学里就没有图书馆了，没有图书馆他去哪里当馆长啊？就在前几天，中国出版集团又开了一个会。在那个会上，谈的也是数字出版问题。跟数字出版有关的中国各大出版机构，包括出版社和公司的老总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充分领教了他们的傲慢，那是一种由数字出版、大众传媒、资本运作和官方支持共同构成的傲慢。当然我在发言的时候，也坦率地指出他们的傲慢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通常人们认为作家是能说会道的，但跟那些人比起来，作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对他们说，我听你们讲下来，就像在听单口相声比赛。跟单口相声不同的是，单口相声是充满自嘲的，他们却是满怀豪情地抒发自己的理想，那个理由，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的传播就靠他们了，中国能不能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文化大国就靠他们了。具体到文学作品，他们有一个共同观点，即传统的文学作品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现在是网络文学的时代。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唯一的标志是它的点击率的大小。我当时对主持人说，我多么希望我没有参加你们这个会啊。
人们相信大众传媒的力量，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我看过一本书，是尼克松的自传。尼克松在访华之前，跟基辛格商量，给毛泽东送个什么礼物。尼克松最后选定的礼物是一台电视机。尼克松对基辛格说，只要毛泽东看了电视，就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尼克松显然认为，电视具有一种改变时代的能力，具有一种改变社会形态的力量。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中国社会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跟尼克松送给毛泽东的那台电视机究竟有什么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到今天为止，报纸、电视、网络等传媒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且还将越来越深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幸福观，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都会因为传媒的强势介入而发生变化。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被影响的人是全体性的。我曾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央政治局平均四十天集中学习一次。本届领导人第一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就是关于网络的，叫“世界网络技术发展与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当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可能是“管理”。他们学习的内容很丰富，这一次是关于电脑网络的，下一次就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再下一次是关于食品安全的，而再下一次是关于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很有意思，一个非常具有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文本。前年，上海同济大学开了一个会，叫“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我注意到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先生的发言是《文学的死亡与蝶化》，依照朱大可先生的研究，文学是个伟大的幽灵，它在到处在寻找寄主。第一次它选择了人的身体，用舌头语言展开，这说的如果不是洞穴里的原始人，那就是农耕时代月光下的说书人；第二次它选择了平面书写，催生了文字文学，这说的好像是我们还在写作的这些遗老遗少；如今老人家要第三次乔迁新居喽，也就是要选择新媒体，包括网络小说、手机短信喽。不管怎么说，这似乎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从高级领导人到先锋批评家，都认同这已经是个传媒时代。
有一个英国人，叫戴维·巴特勒。他的《媒介社会学》影响很大，据说也是高校研究传媒的人的必读书。关于大众传媒，戴维·巴特勒有很多名言。他说媒介信息就像皮下注射器一样，轻松注入人的皮肤，使个人无力抵抗。哦，他说的这不是吸毒吗？那么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个人就会显得既孤立又脆弱。他们在顺从地接受影像的同时，也顺从地接受了摄像机背后的价值体系。他的另一句名言是，传媒提供了自由的假象，就像拴在皮带上的狗，掩盖了一个被约束的现实。好啊，我们看那条狗，它连撒尿都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树。主人让它往哪棵树上尿，它就往哪棵树上尿。确实，很多时候，面对着各种强大的电子媒介，强势的传媒系统，我们的大脑、身体，好像被植入了某种芯片，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按照它发出的指令行动。连最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似乎也无法逃脱它的指令。电视说书人易中天不是有一句名言吗，说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肯定也会上电视的。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也太辛苦喽。我最近写的一部小说，涉及孔子讲学的事，我顺便做了个考证，孔子坐的车，车轮是用楢木做成的，就是电影楢山节考的那个“楢”字。确实很辛苦。易中天当然是坐着飞机，在恒温的电视演播室讲的。易中天的想说的是，学者们都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样的平台，愿意在大众传媒上露个脸。当然我对易中天的说法持疑义，至少我不愿意到电视上露脸。凤凰卫视希望我去讲，我告诉他们我真是不喜欢在电视上露脸。这里可以开个玩笑，现在女孩子的脸蛋都比以前漂亮了。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心理在作怪，后来发现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为有些女人也认为，现在的女孩子们确实比以前漂亮了。要知道，要让女人说出另一个女人漂亮，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为什么会变漂亮呢？这与其说是化妆术、美容术起了作用，是食品结构的改变起了作用，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审美的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女孩子脸蛋上的骨骼的变化以及肌肉的生长态势，预先规定了她们的一颦一笑。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文学虚构，真是吃力难讨好。因为职业的原因，我相信大家都会与我有相近的感受：受大众传媒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作家这种职业。许多人都认为，与其读小说，还不如看报纸，看电视新闻。有许多大教授大学者，都是报纸迷。我看过北大的一些教授对王瑶先生的回忆。王瑶教授每天都要看十几份报纸的，看完之后，还要评论一番的。以前，我经常听人说，外国人一上火车，就拿起一部长篇小说看。很多人很羡慕，尤其是作家们羡慕：看看人家，看看人家的读者。可是，我在国外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国外的地铁上，人们拿的也都是报纸嘛。其实我们的地铁上面，也有很多人捧起书看的，当然那不是小说，可能是公务员考试的资料。人们之所以舍小说而读报纸，舍小说而看电视，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人们觉得新闻报道是真实的，是非虚构的，而小说是虚构的。小说是通过虚构达到真实，需要通过一个转换，而新闻报道直接面对真实。与小说相比，报纸、电视似乎更有现实主义精神，上海的张三就是上海的张三，不可能是北京的李四、河南的王麻子一起勾兑出来的张三。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连傻瓜都知道了，新闻并不都是真实的，通过剪辑、通过信息的重新编码，即便新闻的所有素材都是真的，它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会是假的，新闻惯用的伎俩就是用一个真实去掩盖另一个真实，或者用局部的真实去掩盖更大的真实，从而得出一个虚假的结论，创作出一个新的谎言，差不多成了用非虚构的形式出现的虚构文学。所有从事过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非常丰富的经验。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会出现在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国度。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克朗凯特，他同时也是电视新闻主播。世界各地的新闻主播制度的兴起，就是源于这个克朗凯特。美国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新闻栏目，栏目的名字就叫《克朗凯特晚间新闻》。从克朗凯特开始，电视新闻主播开始全面介入整个新闻流程，从选材，到拍摄，到后期制作，再到配发广告，全面掌控整个生产流程。我们留意一下中国的电视新闻杂志就会发现，白岩松、水均益们也试图向这方面靠拢，当然他们比人家晚了三十年。当时克朗凯特的影响有多大呢？他可以影响美国社会，影响冷战格局，也就是说他可以同时影响东西方两个阵营。当年的约翰逊总统有一句话，说他可以不听国会的，但必须听克朗凯特的。不听国会失去的是选票，而不听克朗凯特将失去美国的民众。就是这个克朗凯特，被认为是“美国最值得信任人士”。那么这个人最担心什么呢？他最担心街上的老太太走过来对他说，老弟，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他当然知道，自己说的并不全都是真话。我也曾在一篇小说中开玩笑，说这个世界上谎话说得最多的，就是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他们每天都字正腔圆地说着谎话，巧言令色啊。但是，尽管我们知道这种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镜头、文字、图像有可能包含着更大的虚构，但是很多人，包括我，包括前面提到的王瑶教授，还是愿意把很多时间交给电视、报纸、网络。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虚构是否还有必要？在大众传媒横行霸道的时代，小说何为？
那么，好，我在此先说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虚构就显得越是重要；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文字书写就越是珍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虚构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是一种对体制的不认同，对日常生活的抗争。也就是说，非虚构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使得小说存在的理由显得更加坚实，更加充分。事实上，当这个世界过多地沉浸在非虚构的语境中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虚构就成为了“他者”。“他者”这个词，我套用的是西马的说法，马尔库塞的一个说法。按照他的这个说法，正是这种“他者”，这种异于现实的美学，让我们得以与体制化的现实疏离开来。而正是这种疏离，这种暂时身在庐山之外，让我们不仅得以认清现实，而且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字具有一种介入现实的力量，当然，它也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确立自我的身份。
其实，这样一种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它只是在今天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已。照钱穆老先生的说法，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可以到历史中寻找答案。答案不一定能找到，也不一定管用，但起码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说到历史上文学与传媒的关系，那例子太多了。比如，我们现在公认的西方现代小说的鼻祖福娄拜的小说，就与大众传媒有着深刻的关联。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最早就是从报纸上来的嘛。我看过一部福楼拜的传记，叫《福楼拜的鹦鹉》，里面对福楼拜与传媒的关系也有很多描述，福楼拜作为一个作家真是生于斯死于斯，生于媒体死于媒体。比如，现在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来自没有大众传媒的刺激，鲁迅的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先不说鲁迅的杂文都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杂文嘛，他要立竿见影，要一针见血，要痛打落水狗，所以选择报纸可以理解。但鲁迅的小说，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而且因为报纸版面的变化，编辑工作的调动，鲁迅可以随时调整每个段落的字数。如果不是因为编辑催稿过急，阿Q先生还可能多活几天呢。他要是多活几天的话，谁知道阿Q身上还会发生什么故事，说不定鲁迅先生不让他死呢，让他成为一个死而不僵的人呢。果真如此，我们从阿Q身上发掘出来的对于所谓的国民性的认识，与今天会有很多不同。因为鲁迅和福楼拜的例子，我们是否可以稍微胆大一点，来下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中国现代小说还是西方现代小说，它的肇兴都与现代传媒有密切的关系。没有现代传媒的介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小说，现代小说其实也是现代传媒发展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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