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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我们在前面为宋代和元代说了不少好话，这与传统的历史观念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做另外一番相反的文章了。
由于时间近，资料多，人们对明、清两代的事情了解得多一点。写书、演讲、拍电视剧，也常常以明、清故事为题材。社会上经常会遇到一些“名门之后”，不管真不真，说起来也都是明、清两代名臣、名士的“余荫”，却很少扯到唐、宋，更不会上溯秦、汉。结果，一来二去，明、清通过大大小小的很多渠道渗透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中有不少人也只从明、清来了解中国历史。
这种情景，在我看来，是悲哀的。一个古老文明必然会承受时间的筛选，但是筛选可分为“正面筛选”和“负面筛选”两类。“正面筛选”是让多种文明元素面对不同的时空淘除暂时性、速朽性成分，留下精金美玉；
“负面筛选”则是以低智方式留下了那些喧腾一时的故事、哗众取宠的话题，反而冷落了真正的文化珍宝。这两种筛选，与社会阶层的高低并没有关系，请看中国普通的百姓也都知道屈原和李白的重量，而那些明、清时代的宫廷烟云，反而是一些文化人在翻弄。
这就牵涉到文化人的历史责任了。优秀的文化人会像农民守护水渠一样，年年月月维护着“源头活水”的畅通和洁净，提防污浊的加入，堵塞半途的渗漏。
现代学术机制有一个重大弊病，那就是鼓励“枝节性的角落沉迷”，以为越是冷癖越能显示学问。固然有一些冷僻角落很可能关涉历史的经脉，即使是细节也不能忽视，但也有更多的学者都是真正地陷落在无聊的学术泥淖中，不仅自己陷落，还吸引着学生和读者陷落。其实，如果有太多的文化人对中国文化随意肢解，断其神脉，驱其魂魄，那么，这也必将是中国文化主体的陷落。
中国文化在明、清两代，也有不少成果，但就整体而言，创造势头严重减弱。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一种“同质文化”已经繁荣了太久太久，其间的优秀人物已经涌现得太多太多，免不了元神耗散、精魂衰退。它本来应该走人生命的暮年，或者完成一次根本的转型。但是在明、清两代，中国文化还维持着原先的基本格局而没有溃散，也没有出现根本性转型的契机。因此，衰落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个原因是，自朱元璋开始，实行了一种带有恐怖色彩的文化专制主义，典型事例是“文字狱”。乍一看“文字狱”并不普遍，但它却构成了一种极为普遍的惊吓。朱元璋在文化上的自卑转化成了对文化人的巨大不信任，“文字狱”正是体现了这种心理，尽管他对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指控连自己也未必相信。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故意“找碴”。在这个过程中，他纵容和鼓励了那些以告密、毁人、上纲上线为职业的文化打手。这是一场灾难的形成，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再加上无限夸张的“科场案”，文化人简直没法活了。在这种气氛中，文化创造怎么谈得上呢？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终于从中世纪的长夜中醒来了。由于长夜太长，他们对黎明的认识反而特别深刻，于是多头并进，把欧洲全面推向进步。中国则相反，在欧洲陷入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反而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建立了从隋唐到宋元的灿烂文明，一直没有长夜的体验，因此也没有黎明的兴奋、觉醒的震撼、诀别的思索、转型的勇敢。虽然明代还在很多方面堪称不错，但在方向上却已走向保守、停滞、封闭、自满、狭隘、僵化。清代改变了很多统治方式，却没有转变这一势头，所以结果只能被欧洲比下去。那时的世界，已是一个“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先进与落后有了一些“硬指标”。到十八世纪末，中国古代的“好日子”，大体已经过完。到十九世纪，中国将会遭受深重的世界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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