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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给文化人一种空前的优待，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宋太祖有遗训，据说当时以铁券的方式存在太庙里，说本朝对上谏言事者，一律不杀。这主要是针对文官而言的。比一比宋代前后就会发现，这非常开明，不能小看。
宋代很长，但杀文臣的例子不多。我们所喜欢的那些宋代大文豪，不管做到多大的官，可能经常会被贬谪和流放，但很少被杀，也不会承受司马迁那样的酷刑。光凭这一点，我们应该对宋代多一点正面评价。
宋代文官制度，往往把一代文化大师推上最高的行政职位，例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这在其他朝代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其他朝代也有大量文官，但是行政权位和文化品级不成比例，职位高者大多文章平庸，或者文章高者大多职位偏低。除此之外，宋代的文官在待遇上也空前绝后。
文官体制好是好，却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弊病，那就是不会打仗。文官们从书本上看来的种种谋略，又把宋与辽、金、蒙古的关系搞成一团乱麻。越乱越多馊主意，结果，军事上已经变得不可收拾。
当然，打仗打不赢，主要原因不在文官制度，而在于战争方式。应该明白，在冷兵器时代，农业文明确实很难打得过游牧文明。几十万匹铁骑浩荡南下，由农家子弟为主的汉族士兵当然难以抵挡。那么多亚洲、欧洲国家都无法抵挡蒙古军，为什么偏偏要嘲笑宋朝抵挡不住？
总之，我们首先要建立大判断，而大判断的前提是大视野。
在大判断、大视野之下，宋代还是挺不错的。我希望大家从狭隘的军事思维，扩大到整体文明思维。
王牧笛：确实，虽然在政治、军事上的问题很多，但是宋朝整体的文明程度有了很好的提升，文明成果有很好的积累。所以客观地说，宋代，创造了包括生态文明、艺术文明等极其丰富的文明。
余秋雨：刚刚我讲了一句话：“希望大家从狭隘的军事思维，扩大到整体文明思维。”这个意思我还要阐述几句。如果站在古代史官的立场上，雇用他们的朝廷兴衰是第一标准，因此，必定把军事胜败和宫闱争斗作为首要内容。遗憾的是，我们后来读到的史书，大多是这一类，因此这也就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历史观。但是，如果真正站在全球立场、现代立场来看，第一标准应该是文明的进退、民生的状况，可惜这方面的叙述在我们的《二十四史》中记述得太少太少。中国古代的战争，绝大多数是自家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时胜败确实不应该成为今天我们判别历史的主要标准。有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还带来了特殊的生命力，例如公元五世纪的鲜卑族和元代的蒙族、清代的满族都出现过这种情景。
因此，我们评价宋代，也应该用文明的目光而不要仍然用古代史官的军事的目光着眼。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中国科技史就会发现，宋代的科技创新能力超过其他很多朝代，涌现出了众多的科技成果，如火药的发明、活字印刷的出现。农业耕作方法也有巨大的变化，南方大面积播种了耐旱的稻种，推广了稻麦两种制。特别是商业，其发达程度可由张择端那幅不朽的写实场景画《清明上河图》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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