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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安史之乱发生的那一年，李白五十四岁，王维五十五岁，杜甫四十几岁，而孟浩然已经死了十多年。由于他们，我们对于这个政治事件前前后后的人文生态有了感性气氛上的了解。我想知道，在你们的印象中，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究竟有些什么变化？
王牧笛：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历史的气魄小了，忧患多了；坦荡少了，心机多了；君子少了，小人多了。
余秋雨：残暴和无赖一旦得势，就会使历史的品质走向低劣。我对于历史，一直不太在意别人很重视的话题，而特别注意历史的品质。你看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的时候，对普通老百姓非常残暴，见人就杀，见城就烧，见房子就毁，一看就知道是邪恶的一群。邪恶不仅对外，也对内。安禄山自己，才过了短短几年，就被儿子安庆绪杀了，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杀了，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杀了，史朝义最后自杀。在这个过程当中，史思明曾想投降唐朝，但他投降之后不久又背叛了——这些事实足可证明，这些人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自己内部的基本伦理和基本信任，都没有建立起来。
在邪恶的追逐下，高贵的皇室也失去了高贵。安史之乱发生不久，长安城就沦陷了，唐玄宗只能出逃。在出逃的半路上他牺牲了杨贵妃。当时唐玄宗已经年迈，已经没有恢复高贵的丝毫力气。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方面找自己在扬州的儿子李磷，让他守住江南这块土地；另一方面，同意西北的另一个儿子李亨继位，自己成为太上皇。这样才使唐朝得以勉强维持，但已经没有雄健之气。文化要关注的就是这种“气”，这与历史学家的眼光很不一样。在历史学家看来，“气”太空泛，而对文化人来说，最值得捕捉的只有“气”。
王安安：我认为盛唐的那种“愉快”的文化气氛再也没了，甚至对中国文化史来讲，这种愉快的气氛都再也没有了。
余秋雨：对，历史失去了愉快。这很要命。
费晟：另外，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也丧失掉了，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地方出现军阀割据，大量财富和文明成果被销毁。作为当时的文化人，不仅居无定所，而且失去了最起码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柱。
余秋雨：你说得很深刻，失去了“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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