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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你的发言，证明诸葛亮已经进入文学坐标。因为历史上比他打过更大的仗、建立过更大功业的人很多，为什么唯有他特别让人感动？那就与他写文章有关了。既然已经进入，那就不能拒绝在这个坐标上作比较。这就好比，两位大厨下棋，既然已经坐下，那在棋艺上也可以一比高下，而比棋艺的时候，他们的人品和厨艺就要暂时搁在一边。
当文学坐标一旦出现，就有它独立的价值标准，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坐标的附庸。文学家最容易被政治坐标感动，被文学家感动的，未必是文学坐标在起作用。以宋代为例，岳飞、文天祥大义凛然，让人尊敬，他们也都写诗，却不能因此认为，他们的文学成就高于陆游和辛弃疾。即便在文学家内部，也不能以一端而概括全盘，例如鲁迅影响那么大，但他写古诗就比不上郁达夫。
总之，在世间千千万万个坐标中，文化坐标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
王牧笛：确实不能用单一的固有评判坐标。在我看来，曹操和诸葛亮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诸葛亮对于刘备情谊深重，大概很能打动重感情的中国人。但是像曹操这样天才型的人物，关心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层面。他关心的是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和整个存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他和人之间的事情。刚才小玉说诸葛亮胜在以真情动人，那曹操也是有真情的呀：《苦寒行》写于赤壁之战前一年，正是他用人征兵之际，可他反而写出了非常惨烈的行军状态，曹操在这里面也是有大悲悯的。
余秋雨：即便在政治上，历代的史官只相信血缘上汉皇室后裔的正统性，因此把历史的正义全都投给了刘备，并以此来选择史料，慢慢构成了忠奸两分的“史料群集”，这就使后人失去了作出客观判断的基础。对此我们应该清醒。
丛治辰：对。一个历史人物文化形象的形成，其实并不因为他真正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后来附加了多少东西。诸葛亮只有一篇文章，但这一篇文章足以让后来人给它不断穿上华丽的衣服，刷上光鲜的油漆；相比之下曹操就很惨，曹操做了很多工作，但他的衣服不断被人扒下来。所以，我们是不是对曹操也该公平一点，至少把那些扒下来的衣服再给他穿回去一些。曹操的行为方式尽管看上去残酷，却代表一种更加开阔的情怀。曹操说过一句话，大致意思是，“我要是不当大爷的话，这天下想当大爷的人就多了；我如果不把这个天下搞定的话，这个乱子就大了。”一个人作为政治家，和作为文学家或者作为一个普通人都是不同的，到了一定的地步，就必须做某些事情。比如战争，以及与战争相伴随的血腥。但这并不能代表他的情怀就没有高尚之处。他的情怀其实是天下大治，他看到的是整个一盘棋。他的大悲悯未必虚假。
王湘宁：我大学之前都在新加坡，曹操的作品接触得比较少，诸葛亮的《出师表》倒是很喜欢。能不能请秋雨老师为我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曹操在文学上比诸葛亮要高一个等级呢？
余秋雨：简单说来，诸葛亮在文学上抒发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学上抒发的是宇宙生命。由此高下立判。
曹操一拿起笔，眼前出现的是沧海、星汉、生命的盈缩、忧思的排解、天下的归心……都是文学的终极关注点。这种关注点对一般读者来说都太高太大，远不及诸葛亮的关注点容易感应。因此，曹操在文学上也是孤傲的。
文学凭作品讲话。如果就作品论作品，我们不能不承认，曹操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格调，实在很高。有人说，他可能是在作伪，其实这不可能。曹操是那种做了坏事也不想掩饰的人，他心中没有“舆论”概念，更不必说当时写诗也没有地方“发表”，他只唱给自己的内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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