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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安：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历史”就是他们的信仰，中国人追求“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遗臭万年”。
余秋雨：我很喜欢这种说法。不是“宗教的历史”，而是“历史的宗教”。历史被拟人化为一个生命，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奖惩一切。这个历史，就具有亚宗教的人格力量。不错，历史在中国，不是太追求真实，而是追求着一种裁判和被裁判的权力。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侠客游士、文人骚客，他们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脑袋后面有一枝巨大的史笔，会记述自己所做的一切。这枝史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历史，从正面来说，这枝史笔传达了一种有关人间正义的基本界限。
我想对大家提一个问题。也有人说，在司马迁之前，《春秋》和《尚书》其实都已经开辟了修史的传统，那么司马迁在这个传统当中，究竟有什么特殊地位？他对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走向，有什么特殊意义，其中有没有负面意义？
王牧笛：我觉得司马迁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是一个史学体例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孔子赋予了历史一种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写《春秋》，是把某种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历史的记录当中，分辨善、恶、褒、贬，判断是非。司马迁把孔子的功能追求规整化为一种结构性体例。
王安安：除了一个结构性的体例外，《史记》还创造了许多“原型”的人物，比如我们会说谁是“项羽式的人物”“刘邦式的人物”。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以人物为核心的写史的方式，影响深远。现在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可能记得不那么清楚了，但是那些人物却留在了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
余秋雨：你们两位都说得很对。《春秋》，包括《尚书》，以一种大事记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史学理念”，但在“史学理念”之后还必须创造一个可以长久延续的“史学模式”。这个模式，就由司马迁创造出来了。理念是像云一样飘荡的东西，你可以仰望它的光彩，但是要完整地按照一定的格局和程序继承下来，必须有模式。不仅仅史学是这样，古今一切政治模式、商业模式都是如此。如果史学模式没创造出来，这代人按照这种方式写，那代人按照那种方式写，上下缺少可比性，这也就构不成历史气脉。气脉一散，文本历史和真实历史都会失魂落魄。世界其他一些古文明往往就出现了这个毛病，有一段历史有记录，有一段历史是传说，有一段历史是空白。相比之下，中国的史学模式实在不凡，这首先要归功于司马迁。
同时，不管是理念还是模式，它应该被广泛接受。它需要好读，需要在人们的心中产生强烈的可接受的效应，而且接受的范围必须超过史学界，超过少数精英阶层。这是因为，历史与每个人有关，这是它与哲学、艺术、科学不同的地方。正如安安所说，司马迁的《史记》通过创造“原型”人物的方式使历史具有了生动的形象性，代代都愿意读，于是模式具有了时间的下伸性。
裘小玉：秋雨老师，我们经常会说历史是公正客观的，可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司马迁个人的立场，或者说他自己的姿态、价值判断在《史记》里的强烈体现，这算不算客观？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点呢？比如说，写到“垓下之围”，英雄末路的项羽，唱起“力拔山兮气盖世”，与心爱的虞姬告别，最后的几百个壮士也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那么，是谁来目睹项羽临终前的一系列富有戏剧化的表现呢？司马迁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材料的来源，就把它写到《史记》里面，我们也把它当做事实接受了。这个传统延续到后面中国历史的书写当中，有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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