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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费十四年时间游历各国，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真实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余老师好像一直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生命状态，您写《文化苦旅》似乎就有点践行这种理念的意思。
余秋雨：是的。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伪斗士”的出现，都是使足了劲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的学生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孔子的政治主张当时几乎没有被任何统治者所接受，他已经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十四年的流浪，回来了。回来以后，作为一个老人必然遇到的痛苦，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他刚回到家里，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他五十五岁离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妻子。妻子等了他十几年，却在他到达的前一年去世。我们无法想象老人踏进家门时的情景。在没有便利通信的时代，妻子直到临死也不知道丈夫还能不能回家，但她还是把一切井井有条地收拾了。十四年的主动别离，对于这一对已经年老的夫妻来说，代价实在太沉重。这中间的默默牺牲，其悲壮程度，不亚于古希腊悲剧。在孔子回家的第二年，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中国家庭伦理基石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孙子，他将延续孔门的千年血脉。
王湘宁：好在他还有子路，有颜回，这些跟了他那么多年的学生，还能够让他有个寄托。
余秋雨：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又过了一年多，孔子最喜欢的颜回也去世了。他对妻子的去世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但对颜回的去世，他就向着上天哭喊了：“噫！天丧予，天丧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又过了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时卫国发生内乱，子路闻讯，赴难就义，死得很惨烈，被人家剁成肉酱。差不多同时，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一个老人，一个老师，和他的学生已经完全不能分开。学生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
至少，在吃闭门羹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幽默。他曾在郑国和学生失散了，站立在城门口，学生们在找他。有人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惫惶惑有如丧家之狗，大概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吧？子贡顺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孔子，并把这个人的话告诉他，孔子笑了，说：说我像丧家之狗，是的啊，是的啊！可见这是一个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回来以后，他幽默不起来了。面对亲人和学生的一个个去世，他感到非常紧迫。他回来后任务很重：一方面，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拜到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来者不拒，要给他们开课；另一方面，他还要大规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这是一部编年史，中国编年史的体裁最早就是由此开创的。在思想内容上，《春秋》还提出了大一统、尊王攘夷、王道等等重要和核心政治观念。
裘小玉：这些，也就是后来最深入人心的政治观念。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可能汉武帝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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