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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卫国以后不久，孔子到了一个叫做匡的地方，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孔子在匡地被一批人围住，说他长得像一个叫阳虎的人。阳虎在这儿打过仗，曾经攻击过匡人。结果孔子他们也就在匡地被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以后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困，有时是军队，有时是暴民，被围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险。孔子和他的学生，永远在追求，又永远在逃奔。
王牧笛：孔子这十四年，也可以算作一场文化苦旅，他惶惑如丧家之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他当时在陈蔡之地被困的时候，虽然绝粮，却依然带着他的学生唱歌、弹琴，这样一种君子之乐，应该也是成就他伟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璇：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这个天命是什么：对外我知道现实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张的；对内我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不管别人用不用，我都要继续我的行为，用我自己的主张去实践它，传播它。孔子这十四年，对他个人而言，对后代知识分子而言，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世修身的典型。
余秋雨：刘璇在这个关口上说到天命的问题，非常合适。孔子走来走去，处处碰壁，其实正是在实践他对天命的感悟。钱穆先生的说法有点绕，其实孔子所谓知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了“命”。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区别。西方英雄是挑战型的，根据自己的强烈意志，向长天大地挑战，向命运挑战，即使头破血流也成了悲剧英雄。这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就可以看到的形象，黑格尔说，他们的悲剧的不可避免，正是一种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中国君子不是这样，他们不欣赏这种悲剧性，而是要在大悲剧产生前了解必然性。在中国君子看来，这种必然性，也就是天人谈判的一种中庸合约。孔子因为在五十岁时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后来的行程就不觉得苦了，因为一切磨难都是“边界触摸”，都是在实践天命。
请不要把孔子的这种行为方式看成消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特别成熟又特别勇敢的文明态度。探索天命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比那种不管天命的自我牺牲更勇敢。请注意，探索天命并不是贪图自身安全，恰恰相反，孔子常常寻找一种有价值的不安全，寻找自己“可为”和“不可为”的红线，并且进一步寻找如何在“不可为”当中寻找“可为”的可能性。
周双双：我觉得刚刚余老师提到的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对比很有启发。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个非常大的悲壮事件当中，明知道前方是毁灭，但是为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流尽。而孔子这种行为，不是在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当中了，也不追求过于响亮的荣耀，而在一个绵延的坚持当中一步步寻找，这同样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
余秋雨：孔子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并不是一头撞向危险，而是想到自己的使命。在匡地被围五天五夜，有学生问他：我们难道就这么完了吗？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没了，文明的重担显而易见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如果先王和上天不想延续文明和道德，那就不可能让我们学那么多东西。既然让我们学了，就是暗示我们有延续的希望。只要这个文明要延续，现在包围着我们的那些人就不能对我们怎样，因为这是先王的意志，也是上天的意志。
后来在孔子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的路上，不小心进入了战场，出不去了，被围困在里面，七天都没有吃东西，饿坏了。但是他还在唱歌，还在弹琴。当时也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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