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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香港人一百多年前是否今日这类做派，我没有考证，不得而知。实在的，今日说的北京人云云，绝不是说人艺《茶馆》里老舍笔下的北京人。老北京人甚至老“北平”人我都见过不少。我没有本事写他们，但你看一看《龙须沟》就晓得他们的质朴、诚实、善良、辛勤、厚道与明白事理了。这群人现在已老去了，或者在老四合院中还能遇到——总的说是湮没在当今光怪陆离的霓虹灯里或高楼群中了。又牛又大的多是“当今”那些有本事或靠了有本事的新马仔们。
我这个人出身成分高（富农）——说起也是笑话，爷爷的家产，倘若与伯父父亲均摊，也就是中农吧？那就是“团结对象”了。他不懂这道理，送了两个儿子去抗日。土改时一评，他的地多了，应评为富农，这就成了与贫下中农的“敌我关系”。反而带累了干革命的儿子，成了我一生难以化解的心头阴影。由此，一个沉重的政治十字架始终压在我的肩上，我的饭饱思饥也是由此而来。
昔日不写书，也不过挣扎着过而已。浴血干了一辈子的父亲是“富农出身”，我也就有“富农孩子”的身份嫌疑。今日写书，又有人说我写书写成了千万富翁，还有个说我“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墙头上挂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封建余孽”一词有其根源，写的书“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见《中华读书报》二〇〇二年七月七日头版），还有一位评论家，算是我们文界的“北京人”吧，干脆要塞我进“时间隧道”去见雍正，让雍正的血滴子收拾了我去。
因为精神紧张，也没有挨公开批评的经验，我记得起初是毛发森然了几个小时。这罪名倘放在“那时”还得了？后来看看，没有什么后继的手段，没人开批斗会，也没有公安来找我。人，其实表相长得差不多，我猜我的脸也有点像那个北京姑娘和香港侍应生，渐渐放松了。就算我曾是“套子里的人”，也算走出来透了点气。话又说回来，借用“套子里的人”一句话款款相问：“你们干吗欺负人？”
近日《中华读书报》刊《两作家扬言超越二月河》。我想，超越是极好的，读者可以读到更好的书。我同时又想，我决计不与人比赛。能写的话，自己的能耐写点什么就是了。这绝不同于我们国足，踢赢了，抖得走路冒黑烟，说出话来污染空气；踢得糟了就孬种缩脖儿，一副“嘿然”样儿，脸拉得老长。文界有文界的游戏规则。那是很有风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