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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一</h3>
到开封去，顶着初冬的寒风，踏着衰草披离的小径，在相国寺钟声苍凉的余韵中登吹台、攀铁塔，探幽访胜，六七天的奔波，就是为了带回关于几块石头的记忆么？
开封的脚下，沉淀着一个镂金错彩的北宋王朝，它的名字，该和《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联系在一起；该和“官家”“洒家”“客官”“勾当”“端的”“瓦子”这些中国俗文化中的特殊语境联系在一起；该和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联系在一起；该和李师师高楼卖笑的倩影以及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身姿联系在一起，怎么单单只剩下了几块石头呢？
本来，开封是与石头无缘的。它背靠黄河，面南而坐，雍容大度地吐纳着莽莽苍苍的中州沃野。在中国的历代古都中，它是少数几个周遭没有山岳拱卫的城市之一。这于防卫无疑是不利的，北宋年间，天下兵额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其中禁军就有八十二万六千之众。《水浒》中的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可见这头衔并非小说家言。禁军的任务是戍守京师，自然要驻扎在开封附近的，这大概是在京城驻军最多的朝代。开封的特色在于水，所谓“四达之会”是指流经其间的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四水沧浪，既是开封赖以繁荣的温床，又是赖以防卫的天堑。宋王朝定鼎之初，鉴于开封的地理形势无崇岳名山之险，曾一度发生徙洛的争议，之所以最后定都开封，大概也是考虑了水的因素吧。因此，北宋的国防政策基本上是一部“河防战略”。乾德五年（967 年），朝廷即令沿河地方官吏兼本州的河防使。如果留意一下当时军政严格分开、抑制边臣权威的立国方针，不难想象朝廷注视河防的目光是何等殷切。真宗时又规定：沿河官吏在夏秋发洪期间虽任期已满，亦须待水落以后始可移职他任。且严令禁止私渡黄河，“民素具舟济行人者，籍其数毁之。”那注视河防的目光不仅是殷切，而且带着忡忡忧虑了。
“河防战略”还引出了北宋政坛上关于“北流”与“东流”的大论战。因为从庆历八年黄河决口到靖康二年北宋灭亡的八十年间，黄河河道不时变迁，时而东流，时而北流，如是者往复三次之多。围绕着如何修堤治河，也就是“北流”与“东流”孰优孰劣，上层领导集团内部各有各的高见。当时政坛上的一些风云人物，例如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都义无反顾地卷入了这场争论。他们之间到底争什么？又为何争得如此旷日持久，弄得仁宗、神宗、哲宗三代帝王寝食难安？本来，东流河道因年久淤积，河床日高，改向北面低处流失，乃自然之势。大略翻翻那些连篇累牍的奏章，原来无论主张北流还是东流的官员，都无一例外地站在黄河大堤上向北瞭望，认为自己的主张更有利于抵御辽兵的进犯。在他们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每每透出几声低沉的叹息：开封四平，没有一块可以据险以守的石头，他们面对的是一片正好供契丹铁骑驰骋的旷野。
是啊，没有石头的开封，从九重君王到子民百姓，只能把目光注视着那一脉雄浑的黄水。水是一切的生命线，除了这句最原始最质朴的常识用语外，开封人还能说什么呢？
但开封也不是绝对没有石头，我这次就看到了几块，据说都是北宋年间的遗物；不仅看到了，而且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h3>二</h3>
坐落在小西门内的包公祠现在是开封名胜之一，祠内陈列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北宋王朝历任开封知府的名字，所以也称“知府碑”。
“知府碑”上的名字，有不少人们相当熟悉；例如寇准、范仲淹、蔡襄、蔡京、吕夷简、欧阳修等，无论其忠奸贤愚，都是北宋政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这是很自然的，对于深宫里的帝王来说，首都市长是个既不可须臾或缺，却又相当危险的人物，只有信得过且有一定威望的重臣才能担任。即使如此，皇上也不会让你在这里待得太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然也容不得有人在这里一直弄权的。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担任过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三人，平均每人不到一年。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请你开路，这是主子控制权臣的一种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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