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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在四十多年后被炮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炮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50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 Atwater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
这封信发出两个星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射杀，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世纪末，这是20世纪的90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 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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