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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中读到廖玉蕙女士一篇关于教育“孩子”的文章。“孩子”因为学分不够，要求教授让他补修课程，但他要求的语辞不够婉转周到，教授要“孩子”回头反省，再来陈述理由。“孩子”改过了，教授答应了，“孩子”欢欢喜喜地离开。
文章令我大吃一惊，因为作者笔下这举止天真可爱、接受教诲、从头到尾被称为“孩子”的，竟是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人。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
去年在奥地利一场演讲会上，我权充好朋友李昂的英语译员，为她作即席口译。一群台湾来旅游的大学生也在听众席中，其中一人举手问了一个关于性解放的问题；我译成英语，然后等李昂回答。
李昂说：“你们小孩子不知道哦，上一代的女性……”
我吓一跳，心想：好姐妹，你怎么能称他们为“小孩子”？
可是看看学生表情，我多虑了，他们个个面露微笑，专心听讲，显然根本没人注意到自己被称为“小孩子”，更没人引以为怜。但我不能将“你们小孩子”翻译出来；把大学生称为Kids或德语的Kinder会让在场的西方人摸不着头脑。尤其在德语文化里，老师们对中学生都开始以“您”来称呼。我面临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又收到一份报纸：台湾政治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在课堂上打学生手心……
咦，这是1996年的台湾吗？十二年前，我写过“幼稚园大学”，指陈教育者以爱护为借口，使大学生幼稚化、驯顺化，实际上是为政治当权训练顺民。十二年后的台湾早已天翻地覆，教育基本上已脱离政治控制，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还被人打手心，被人视为“孩子”？
台湾的大学教育与近年来的社会改革其实亦步亦趋；我们看见大学法的修改，看见教授治校的实践，看见学生运动在校园内外的发展。1972年，瞿海源和杨国枢两位学者曾经发表他们对“大学生现代化程度与心理需要的关系”所做的调查。学生的“顺服性”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今天的大学生出生在反对运动汹涌的70年代，成长在街头抗争热烈的80年代，他们的“顺服性”绝对与二十四年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经过解严的政治洗礼，今天的大学生也绝对不再是十二年前国民党专政下的“幼稚园”大学生。
今年四月，在一个以女性解放为议题的讨论会上，我听见身为大学教授的主讲人说：“我开这个会是要让你们知道，让你们了解。”完全是传统的上对下的威权口吻，我又为他紧张了：你怎么知道，台下坐着的人懂得不比你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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