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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战后的头几年，我曾尝试过两次，用一种童话的、半谐谑的形式，向当时认为我变得有点不对劲的朋友们综述一番我的生平。其中，我个人比较属意的那篇《魔术师的童年》已经成了孤稿，另一篇，我大胆模仿让·保罗把未来预估进去的“推断式传记”，则登在柏林的《新观察报》上，收进本书时曾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修订。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曾经计划过把这两篇传记融合到一起，却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途径来调和这两篇在笔调和风格上都各异其趣的作品。
我出生在近世纪的末期，中世纪重临之前的几年，我的星宿是人马座，又恰逢木星的友善照射。我出生的时间是7月里一个炎炎夏日的傍晚，那一刻的气温是我一生中有意无意间挚爱和追求的，只要不是这个温度，我就会嗒然若失。我在寒冷的地方从来就无法生活，所以我毕生所有出于自愿的旅行都是往南方去的。我的父母亲都是虔诚的教徒，我爱他们很深，要不是人们早早就把十诫中的第四诫教给了我，我或许会爱得更深。可惜戒律和我始终是格格不入，哪怕它们说得再有道理或者用心再好不过——其实我的生性温顺不下于绵羊，好指使宛如肥皂泡，却偏偏，尤其是在我的少年时代，对任何内容的戒律都不稍迁就，只要一听到“你应该”打头的话，我就全身不舒服，一股倔强的劲儿就会油然而生。可想而知，这项特性对我的学校生活影响至巨而且让我很吃了些苦头。虽然在那门挺有趣的课——他们把它称做“世界史”——上，教师们老教导我们说，世界是由那样的人们所统治、所支配、所改变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法律，不惜与沿袭下来的法律决裂，我们还被教导说，这些人是值得人顶礼膜拜的。可是这些话和这整门课同样是一派谎言，因为，要是我们之中有任何人，不管他是出于好意或恶意，胆敢对任何一条戒律质疑，或哪怕对任何一项无聊的习俗或规矩表示抗议，那么他不仅不会受到尊敬或被推荐为我们的榜样，反倒会受到惩罚和奚落，被卑屈的教师们压服。
幸运的是，我早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学会了许多对生活来说最重要和最可珍贵的东西：我生性机警、温和而又敏感，凭这些我就能得到很多乐趣，即使后来我对玄学大为着迷，以致有时故意压制或弃绝我的感性，我也从未失去那种敏锐和细腻的气韵，特别是在辨音识容方面，这一点深深羼入到我的思想之中，即使在那些看起来很抽象的部分里。也就是说，早在入学之前，我对于生活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对我们的城市了如指掌，无论在养鸡场、森林、果园还是工匠师傅们的作坊里，我都老到在行，我会认各种树木、鸟类和蝴蝶，会唱不少的歌，会咬起牙吹口哨，还会许许多多生活上大大用得着的事。学校里的各门功课我也学得一点不费劲而又津津有味，特别是拉丁文，学起来更是其乐无穷，我会用拉丁文写诗，几乎和用德文一样早。拜一位教师和一位助理教师之赐，我在二年级就学会了说谎和使用外交辞令的艺术，此前我曾经因为童稚的率直和轻信吃了不少苦头。这两位先生使我幡然大悟，诚实和爱好真理这两样品质完全不是他们要在学生身上找的东西。有一回，他们认定我在班上干了件坏事，那是件小得很的事，而且根本就不是我干的，可是他们见我死不承认，就把一件芝麻小事宣扬得沸沸腾腾，他们给了我一顿好揍，不惜使出各种逼供的手段，结果虽然没有逼出我的招认，倒是把我一向把教师们看做正人君子的笃信赶了个精光。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感谢上帝，我还是认识了好些值得敬佩的好老师，可是灾难已经造成，打那以后，不仅对于老师们，对于一切权威，我与他们的关系都变得别别扭扭，戒心十足。大体说来，直到初二、初三，我算得上是个好学生，至少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头几名。等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每个想造就自己的人都避免不了的战斗一开始，我和学校的冲突才愈演愈烈起来。二十年后，我才慢慢懂得了这些战斗的意义，当时却不甚了了，只知道它们像一场灾难似的，团团把我围住，我就是无力免脱。
事情是这样的：从十三岁开始，我就打定了此生非作家不为的主意。这一决心虽然昭如日月，可是随着认识的日益增加，困扰也就接踵而来。一个人可以选教师、牧师、医生、工匠、商人或邮局职员，又可以选音乐家、画家或建筑师作为职业，对任何一门行业，都有一条引向它的路，都有专门的学校或者培训班。惟独对于作家这一行，却是一应皆无！当作家当然可以，而且还被视为一种荣誉，但这是就有成就和出了名的作家而言，大多数的作家则在达到这步田地之前早就一命呜呼了。至于当未来的作家，则大出情理之外，而一个心眼儿地要当未来的作家，就更是纯粹儿戏。很快地我就看清楚了这一点。现实告诉我：作家是已经成了作家的人当的，却不是想当的人可以当的。此外：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个人的文学天分往往引起教师们的侧目，有这样禀赋的人不是遭忌，就是饱受奚落，甚至有时还被羞辱个够。作家就像英雄，或任何俊秀不凡、超群绝俗的人物或言行一样：若是属于历史的，那就会传为美谈，学校的课本上也会对之颂扬有加，若是属于眼前的现实的，那就是大逆不道，必然要受到仇视。看来教师们所受的训练和所肩负的职责也正在于，阻止出色的、童心不泯的人成长和杜绝伟行壮举的发生。
于是在我和我的遥远的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一切都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只有一件事雷打不动：我成为作家的宏愿，而且不论难易，不问荣辱，一切在所不计。这番宏愿所带来的精彩阅历——或不如说灾难——如下：
当我十三岁，这个斗争刚开始时，人们根据我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认为把我送到另一个城市的拉丁文学校就读可能还会使我有救。因此一年后我就成了一所神学院的寄读生，我在那儿学写希伯来字母，已经快要弄通，可是一股内心的狂潮忽然把我淹没，我逃出了学校，结果受到了被严格关禁闭的处罚，最后则是以退学告终。
我又在一所高等文科中学里努力了一阵子，以维系升大学的一线希望，可是结局又是禁闭和退学。于是我转而去做商店的学徒，才学了三天，我又逃之夭夭，几天几夜不见人影，着实让我父母操了一番心。我尝试做了半年父亲的助手，又在一家塔钟厂的机械车间做了一年半的学徒。
总之，不论人们怎么为我张罗，这四年多的时间没有一件事能够顺顺当当，没有一家学校要我，没有一行叫我学得下去。想把我调教成一个有用的人的每一番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而且多次闹出出逃或退学之类的麻烦和不光彩。虽然这样，人们倒是都承认我资质颇佳，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我是十分的尽心尽力！我一直是努力有加，不敢稍存松懈之心——我虽然对燕如之德极为景慕，却从来没有能学到几分。从十五岁起，当学校教育已经成了绝路，我就开始自觉地、全力以赴地自己教育自己。托天之幸，家里有外祖父巨大的藏书室，整个大厅里塞满了古籍旧书，其中整个德国文学和18世纪哲学几乎尽在包罗之列，我耽读其中，乐趣无穷。从十六岁到二十岁的这几年间，我不仅仅为我的文学习作写满了大叠大叠的纸，而且遍读了几乎半个世界的各国文学作品，对艺术史、语言、哲学着实下了一番工夫，这些加在一起，恐怕作为一个常规的大学学程都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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