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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对我国的同性恋现象进行研究时，常常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你们为什么放着很多重大问题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恋？假如这种诘难来自社会学界同仁，并不难答复。正文中将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做同性恋研究的原因。难于答复的是来自一般人的诘难。故此这个问题又可以表述为：你们作为社会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并不在于我们缺少研究同性恋的理由，而在于我们缺少做出答复的资格。众所周知，只有一门科学中的出类拔萃之士，才有资格代表本门科学对公众说话。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做出解释。我们做这项研究所受到的困扰，不只是诘难，而且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不赞成研究同性恋。毛泽东曾说，对牛弹琴，如果去掉对听琴者的藐视，剩下的就只是对弹琴者的嘲弄。虽然如此，我们仍不揣冒昧，不惧嘲弄，要对公众陈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立场，以及根据这样的立场，对同性恋的研究为什么必不可少。
半个世纪以前，在文化人类学中处于泰山北斗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对费孝通的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进行观察的结果。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是一个实地调查者最珍贵的成就。
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区，包括了社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样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取。这就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人，对熟悉的人群做实在的观察，不回避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这种实在的作风乃是出于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站在这种信念的对立面的，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是“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于是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科学便被出卖了”。
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方面，有两种对立的立场：一种是说，科学在寻求真理，真理是对事实的实事求是；另一种则说，真理是由一种教义说明的，科学寻求的是此种真理正大光明的颂词。一种说，科学不应屈服于一种权威的教义；另一种说，科学本身就是权威的教义。一种说，不应出卖科学；一种则说，不存在出卖的问题，它自从出世，就在买方手中。一种说，在科学中要避免学院式的装腔作势；另一种则说，科学本身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一种说，科学是出于求知的努力，是永不休止的学习过程；另一种则认为，科学原质是天生所有的，后天的求学乃是养浩然正气，凡有助于正气的，可以格致一番，而不利于正气的，则应勿视勿听，以求达到思无邪的境界。
站在前一种立场上，我们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现象是一种真正的事实，不能对它视而不见，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国现有的同性恋群体是什么样子的。而站在后一种立场上，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发疯了。这种研究不风雅，也难以学院式的口吻来陈述。最主要的是，在这项研究中，不能够直接表现出我们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多么的正确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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