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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遇之前，隔开他们的是茫茫大洋和动荡而神秘的命运。邓肯倾尽心力，为了办一所远离铜臭、向所有人敞开的舞蹈学校，在世界各地呼喊奔波。艺术沦为有钱人的附庸是邓肯所深深厌恶的。她渴望所有人都能被最美的舞蹈所洗涤和震撼。她太赋有爱，也太赋有理想气质了。她的努力是如此令人感动，又是如此令人绝望。
在任何一片土地上，美永远是珍贵的。邓肯频频受挫。1920年夏天，在巴黎演出后的演讲中，邓肯失望而愤激地说道：“我想在德国开办我的学校，但德国皇帝竟说那是伤风败俗，于是，我建议把我的学校开办在美国，而美国人又说办这样的学校只能有利于种植葡萄园……这样，我又建议把我的学校开办在希腊，而不幸希腊人正忙于和土耳其人交战。今天，我建议把我的学校开办在法国，可是那位和蔼可亲的叫做文艺部长的人仅报我以善意的微笑。我总不能靠微笑来养育我的学生，他们必须用水果、牛奶和蜂蜜来喂养……”一年后，就在邓肯再次遭受挫折时，她收到了新生苏维埃政府发来的电报，电文说：“只有苏俄政府能了解您，欢迎速来，将为您建立学校。”不难想象邓肯为此所感到的欣喜与鼓舞。在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简单地通了一封信后，她决定赴俄。据说她还告诉法国记者们她想在苏俄呆上十年。
当邓肯四处奔波时，叶赛宁的诗歌雪花般降临到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这都是些多么天才而淳朴的诗句呵！他的名字随着这些诗句传遍了整个苏维埃。这个诗歌天才周围簇拥着掌声、女人和无数崇拜的目光。革命正如火如荼，一切都呈现着新生的光泽。而叶赛宁却在诗歌的折磨和乡村渐渐消逝所带来的痛苦中不能自拔。他认为活着应该不超过二十五岁，并说：“只有短暂的生命才能是辉煌灿烂的，活着，则意味着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献给诗歌。献出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生命即是烧光。”
一开始，叶赛宁确实满怀喜悦和期待地张望革命。打碎旧世界，在人间实现天国，这无论如何都是激动人心的，而渐渐地，叶赛宁发现革命根本没有带来他所向往的一切，相反，还摧毁着他所深爱的一切。于是，他被绝望、痛苦和幻灭感紧紧攫住了。1920年8月，叶赛宁看到了一匹小马驹拼命想追上一列火车。他悲伤而消沉地对朋友说：“这段插曲在别人看来可能无关紧要，但在我看来意义十分重大。铜铁的马征服了活的马，对我来说，这匹小马驹是乡村可爱、生动、正在消逝的形象……我现在很凄伤，因为我看到历史经过了一个杀戮生灵的痛苦时代。你知道，这是为了社会主义，它正在发展，但它根本不是我期望的那样，而是一种蓄意的、规定好的东西……没有光荣，也没有梦想。”拥有某种天才，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重压——超乎常人所能忍受的病态般的极端体验和痛苦。叶赛宁与此同时还要面对与他的天才血乳交融的家园的破碎。同样，他在献给好友马里延果夫的诗中，以悼念的口吻唱道：“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诗中歌唱简陋的木桥。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参加它们诀别的祈祷。”
相遇的日子，那个神秘莫测的日子正在临近。而他们毫无所知，他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中挣扎，彼此旋转着。那个日子突如其来，却早已在命运之中。在一个艺术家们的集会上，他们相见了。四目相对的一刻，他们一定被对方所深深震慑了。激情席卷而来，摧毁一切。邓肯的女友玛丽苔斯蒂描绘当时的场面：“门突然打开了，露出一张非常漂亮的面孔，她说好像曾经看见过的，满头是金黄发亮的卷毛，一双动人的蓝眼睛，死死盯着她瞧。她不需要介绍，这是命运。她张开双臂，他马上跪下紧紧抱住她，高喊：‘伊莎多拉，伊莎多拉，我的，我的。’”而叶赛宁的好友马里延果夫的描述跟玛丽不大一样。在他的描述里，邓肯显得更端庄优雅，而叶赛宁显得更内敛些。“她慢慢地向前走来，仪态端庄，她用那双晶亮的蓝色大眼睛环顾房间，瞥见叶赛宁时，她的目光凝视着他。她那小巧的嘴对他微微一笑。然后伊莎多拉斜倚在长沙发上，叶赛宁走过来坐在她的脚边，她用手指抚摸着他的卷发说：‘金色的头！’……然后伊莎多拉吻了吻叶赛宁的嘴唇，从她那像枪伤般鲜红的小嘴中，带着愉快亲切的语调，又说出了一个俄语单词：‘天使！’她又吻了他一下，说：‘魔鬼！’”对邓肯和叶赛宁来说，这一刻无疑是永恒的。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也是他们苦难的开始。也许在其他人眼里，这一幕还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谁说得清呢？
邓肯对爱情是这样理解的：“认识一个人，通过骨肉之躯，而接近了一个心灵、快乐、感觉、幻想等。这实在是可怪而可怕。特别是经过外表的骨肉而得着了一种快乐的幻象——这就是人所谓爱情的！”邓肯的爱情在尘世之上，它透过她倾心的人显现于世。这样的爱情是最虚幻的，它难以把握，穿透实体，难以言说。邓肯不得不把它描述为“得着了一种快乐的幻象”。它与世俗无关，充满了美感和梦幻感，宛如童话歌谣。这样的爱情也是最真实的，它直达心灵深处，直抵灵魂本身。它全然抽离了世俗的牵绊和纠葛，呈现出一种渴求光热的状态。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燃烧，接近于飞蛾扑火。这样的爱指向永恒和完美，而瞬间和残缺无处不在。爱抵达了，苦难随之展开。这样的爱本身具有浓厚的悲剧气质。
叶赛宁是邓肯的最后一个情人，在叶赛宁之前出现的男人都风吹云散了。这个以自然为美的舞者，在《自传》中写道：“每次新的爱情来到我身边的时候，不管它是以恶魔或者天使或者普通人的样子出现，我都相信，这是我期待已久的唯一的那个人，这次爱情是我的生活的最后一次复兴。”邓肯的言语里蕴藉着深深的绝望。我相信这种绝望不仅来自于邓肯命运的多舛，更来自于一种对情爱和人生虚妄的穿透力。这位舞蹈的女神，一定体验到了某种极致的虚空，才如此渴望以爱来消解它，来拯救自己。其实一切真正的精神探索者和艺术家们都避不开虚无的体验。他们以此进入精神和艺术的内核。邓肯渴求着爱，渴求着真实的、完美的爱情。在爱里，她的舞蹈流水般奔流不息。
天才本身是带有光芒的，很多人对此仰望。而对少数对美和爱极端敏锐的人来说，这种光芒便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邓肯倾倒在叶赛宁的光芒中。邓肯本身也是美的追随者，美神一直在她左右。她是美，大自然和古希腊艺术的女儿。她曾由叶子在清晨和风中的颤抖而创造了一种胳膊、手和指头的轻微抖动的舞蹈动作；她向波浪学习。她说自己15岁时，就感到世上没有一个老师能教她跳舞。她走向自然。在巴台农神殿，邓肯说自己“一定要跳出一种舞蹈。它的感染力可以和这神殿一比高低。否则，就永远不再跳舞”。邓肯理解天才，承认天才总是致命地吸引着自己，理解天才的悲剧性。她带叶赛宁周游欧美，并表示，“我把叶赛宁从生活苦难深重的俄国带出来，是为了替世界拯救天才！”
而叶赛宁并不懂邓肯。他曾当面嘲笑邓肯，认为舞蹈是易朽的，转眼就会消失，无法与他的诗歌相比。邓肯包容了叶赛宁的骄狂，也包容了他的喜怒无常。叶赛宁经常在午夜带一大帮人回来，大喊大叫：“伊莎多拉，给点吃的，给点吃的。”然后把女仆叫起来下厨。叶赛宁在美国遭到挫折后，郁闷而焦灼，处于半崩溃的疯狂状态，经常在酒会上将酒席掀翻，砸烂桌椅。据苔斯蒂回忆，“这个身强力壮、精力旺盛的俄国青年，像球一样，又像暴风雨中船舷上的行李，在房间里暴跳如雷，横冲直撞……”对这一切，邓肯都怀着理解和宽容，即使在她心力交瘁的时候。她就像圣母般地呵护着叶赛宁，呵护着这个任性、天真而野蛮的孩子。她仿佛不是叶赛宁的情人，而是他的母亲。她源源不断地付出，爱怜之情充盈着她的生活，像抚摸着礁石的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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