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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车，我只好在猿屋住下一来。青森的冬季，天早早就黑了。在东京，天越黑越热闹，黄金时间是晚―十一点，而这里，天一擦黑街上就见行人了。因为没事，我就整个泡在屋后的温泉里。白天躺在池水中看对面的山坡，似乎近了许多，但还是不能理解隔着河水横泰究竟能看清什么。猿屋是温泉之乡，大凡旅馆都有露天温泉，街南头河中心修了一个亭子，无遮无拦，大白天也有人光着身子在里面泡。街上人来人往，人们见怪不怪，没有谁为此而太惊小怪，倒是我，每每从那里经过，都要斜着眼向那些精尻子的人偷偷瞄上两眼，以满足我弄清其性别的好奇心。非是我心术不正，而是这样的事从未见过，在中国谁曾见过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脱光了洗澡的？我在东京的住处没有洗澡设备，要洗澡需到街上被日本人称为“钱汤”的公共浴池去洗。据说，“钱汤”这类澡堂最早是男女混浴，素不相识的男女共泡一池，彼此秋毫无犯，这怕也是日本人的独创了。非礼勿视在那一池温水是将如何体现，我始终闹不淸楚。就是现在，公共浴池的男女就也只用低障相隔，一女性居中高坐，无论男女，均在她的视线之内脱光衣服从容入池。每回去洗浴，我都感到别扭，尽管同是女人，也觉不便。也曾试想，监视者若换一伟岸之男，我方女众将如何动作？其男在大饱眼福之同时，定视此为世界第一快意职业吧，社会上，横泰那样的人不少。在猿屋感到最不方便的是厕所的男女共用。你蹲在那里大便，隔壁竟可同蹲，位男士，厕所的下部相通，虽老死不相往来，却鸡犬之声相闻。有几次推门而出，都有英武雄性面壁而立，让人很是趟尬。我对大田老太太提出厕所问题，她说别理他们就是丫，你拉你的，他尿他的，各行方便，互不干扰。就是东京、大阪那些大地方，也过是一九六四年为开奥运会才开始实行男女分厕的，那有什么啊，你们中国人就是怪。她又说，“白糖”初来时也是不惯，宁可憋着，誓死不进男女共厕。有一回在街上憋得脸色发青，晈牙切齿说不出话来，最后终是拗不过肚子而进了共厕，打那以后再不说什么不习惯的话了。我问大田，幸雄的妻妇何等模样，大田说银盘大脸，手脚粗壮，跟日本女人相比，当属X号。那女人平时很忧郁，跟镇上的女人从不打交逍，买东西也是直来直去，手里攥着张纸，买东西时不说话，只把字条递过去，上面有所需的物件，日本话只会几个单词，连不成句，走路慢腾腾的，胳膊腿好像比别人重了许多。我问何以将此对夫妇呼为“香油”“白糖”，大田说，柴田幸雄由中国携家带门来投奔亲爹，带给他父亲的见面礼竟是一瓶香油两斤白糖，这样的事情也拿得出手？熊之巢再居深山也不致如此没见过世面，寒碜人哪。我说柴田老爹当初在中国东北，把个欢跑乱跳的儿子扔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也丢得出手？大田说，这你就懂了，你知道什么叫生存极限”吗？没有经过战争和饥荒的人绝难理解这个词。昭和二十年停战以后，处于极限下的日本人自己活命尚不能够，哪里还顾得上孩子，将孩子留给中国人抚养是他们惟一能存活下来的出路……与大田老太太的谈话似乎并不很愉快，望着这位年逾七旬，腿脚头脑仍出奇灵活的日本老太太，我可以想出她年轻时的活跃程度。日本妇女中，很多人的精力永远那么充沛，心理也永远那么年轻，这是一些中国妇女不及的。
得知香油与白糖的来历，我不由陷入思索之中。这两神物品在日本当属不起眼之物，香油的价格较酱油便宜，白糖则与盐同价，有一些饭馆，糖罐就搁在桌上，顾客可以随便取用，很多日本人因害怕肥胖与糖尿病远而避之，改用甘菊甜味素……大概也只有我能理解，这两种物品对中国人的珍贵。在中国“文革”之风掠过，经济尚未复苏之时，每人每月只凭票供应半斤菜油，半斤猪肉，凭肝炎化验单月供一斤白糖，在这种情况下拿出一瓶香油两斤白糖意昧着什么，付出了何等代价，是可想而知的。这个代价是难于向日本人启齿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王立山和他的妻工对此没有半点说明与申辩，这使我对这对夫妇产生了敬意。
是晚，破例没有去泡温泉，在桌上把柴田一家的材料摊开，细细琢磨。材料中，王立山的黑白照片明确地兄示出一个中国工人的形象，复印件中有他写的回归日本国籍的申请，有证明人的证词，有他生父柴田昭写的情况介绍，有他养母刘淑兰提供的收养证据照片，还有日本厚生省的医学检验证明，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抱养王立山的中间人一个被称为石姥姥的口述记录，那记录颇为精彩：
利发祥布铺王老板的儿子“洗二”那天是我主持的，这是孩子和家人的吉庆日予，被洗的孩子此时应该踢蹬打挺儿，亮起嗓门下嚎，这叫“响盆”，是大；之兆。而王家小少爷被我托着洗的时候却给围着的七大姑八大姨来了个大窝脖儿，非但闷着没出声，没造成“响盆”效果，反而翻起白眼来，而且翻得极有花样，小小的黑眼珠在呼噜呼噜的喘息中变成了一对紧靠在一起的小月牙儿。五老板紧蹙眉心，郁郁不快，亲戚们也私下议论这孩子将来怕不是省油的灯。只有我和王太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孩子未随波逐流地应和大伙儿去凑什么“响盆”的热闹实际是老天爷的指示，“洗二”对他来说已失去了实际意义，他已是六天的孩子，早已错过了那个吉庆的时刻。原来这个孩子不是王太太所生，是我从日本难民营抱来的。王太太在医院生产，生的是个死胎。太太是个精明人儿，买通医生托我在外头速寻男婴，以遮人耳13。依着王太太的选择标准，要才出生的男孩儿，要体格强壮面庞清秀的，要父母是正经人家儿的……实际上，这第一条就难，孩子不少，才出生的却不多。更何况，月科儿的婴儿一天一个模样，变化神速，刚落生便是刚落生的样儿，拿十天的孩子冒充不过去。情急之中我来到日本难民营，那时候的日本人已经没了势，不少入染上了虎烈拉，难民营里秽气冲天，粪尿横流，病童饥妇，人尸混杂。我想，在这儿找个日本孩子最好不过，决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若干年后孩的父母会突然找上门来。日本的孩子跟中国孩子一样，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都一样张着嘴嚎，决不彳以老毛子的种，绿眼皮，让人一眼便认出是外种儿，跟中画人永远糅不到一块儿去。
我在墙根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日本娘们儿，人已经饿得半死，但那两个奶却还鼓胀着。我是七吗吃的，是专干接生下奶的主儿，我三步两步过去就在女人身了下掏孩子，那娘们儿已经没有知觉，任着我翻腾。终于我从她的大袍底下捜出孩子来，一看是男孩儿，当下瑞在自己怀里。正要走，那娘们儿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腿，我说干吗你？她说那孩子是她的，她姓柴田。我说孩子是你的不错，你养得活吗？娘们儿就哗哗地掉眼泪，我说给你张恪饼吧，换你的孩子。那娘们儿没機，却从小包醒摸出赖着日本花儿的方巾让把孩子包了，又挣挣扎扎地给我磕了三个头。赶我抱着孩子走出难民营的时候，那个娘们儿已经断气，那块饼也没吃……
王太太得了孩子就立即出院，连着搬了好几回家，最后搬得连我也找不着他们了。不久前，王立山拿着那块日本方巾找了来，我还不敢说实话，王立山说是他妈让他来找我的，他妈得了胃癌，自知时日已多，才跟儿子实话实说。我这冰把情况向王立山全盘托出，其实也就是知道他姓柴田，他妈死在难民营罢了。
日本政府终于帮助王立山找到了日本的亲人即他年过八旬的父亲。在料理完养母的后事以后，王立山携带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回归日本与父亲团聚。从中华民族跨入大和民族，由中同社会主义进入日本资本主义，不光对王立山一家，对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种不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由中国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大的，体内流着日本血液却由中华民族文化风俗浸润教育出的“孤儿”到日木后，从文化观念的冲突到社会意识的冲突，由心理的转变到文化环境的认同，以及完成国籍和民族的归属与重新接纳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王立山夫妇似乎至今仍未融入日本社会，仍孤独地彷徨于人群之外，这件事本身，证明了归属与接纳过程的艰巨，难怪久野博士选择了这一漫长而沉重的研究课题，也难怪他坚持要雇用我这名中国研究员不可。的确，单从日本方面，有许多东西，他们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