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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父亲会在发病之前变成一个小偷。在我二十九岁的时候，他已经因为酗酒，大部分时间忘记了自己是谁，当然也丧失了继续殴打母亲的能力。据母亲回忆，在他不能再向她动手之后，也就是如果挥出拳头，很可能没法击中目标反而自己会向着挥拳的方向摔倒之后，他爱上了微笑。他就坐在床边，看着我的母亲微笑，母亲问：你笑什么？他说：给一点酒喝。他的手放在腿上，剧烈地抖动，点一支烟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火苗放在烟头上。母亲不说话，出门买菜，等她回家之后，父亲还坐在原来的地方微笑，而在她随后发现，厨房里的料酒空了。之后她把家里的料酒藏了起来。在家里找不到一滴酒之后，父亲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母亲问他：你叫什么？他笑而不答，母亲大声喝问他：说话，你是谁？他摇摇头说：想不起来。母亲说：我是谁？父亲说：你是小玲。母亲说：小玲是谁？父亲说：是我的媳妇。母亲说：你是谁？你叫什么？父亲摇摇头说：想不起来了。母亲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多年做了什么？父亲摇头说：不知道。母亲说：你打了我三十年，你欺负了我三十年，你知不知道？父亲仰起脸说：是吗？母亲说：不要装傻，你肯定什么都知道。父亲说：我想不起来。如果真是那样，对不起了，小玲。母亲找出家里的白酒，倒了一杯给父亲，说：喝了吧。父亲喝了一口，就吐在了裤子上，然后微笑看着母亲说：喝不下了。母亲抬手打了他一巴掌，然后抱着他哭了。
傻掉之后的父亲每天的工作是坐在楼下的小卖部门口晒太阳。母亲早上把他领过去看他坐好，在天黑之前再把他领回家，帮他洗漱睡觉。我家的窗户正对着小卖部门口，母亲可以随时看到他是不是还在那。她从没发现他曾经离开过那个板凳，但是事实证明他一定在什么时间走开过，这让她在后来十分费解，他到底是什么时候不见了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而他曾经离开过的证据就是他会送给母亲礼物。比如一天母亲晚上把他领进家门，他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放在客厅的餐桌上说：给你一个苹果。另外一次他从口袋掏出一只湿漉漉的小螃蟹说：给你一个螃蟹。母亲问他，东西是从哪来的？他说是有人送他的。母亲问，谁送你的？他说，想不起来，就是有人要送给他，他只好收下。有一天在母亲接他的时候，发现他的鼻子肿得老高，上衣有干了的血迹，而兜里装着一枚准备送给她可已经压碎的鸡蛋。母亲把他领到了附近的菜市场，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找到了打他的人，一个常年在那里卖鸡蛋的男人。你怎么可以打他，他是傻子，母亲说。男人说，傻子就可以偷东西吗？母亲说，把鸡蛋还给你就好，你为什么要打他？男人说，到底是你傻还是他傻，如果他还给了我，我会打他吗？我当场抓住他，他还不还给我，说我说好送给他的，怎么能反悔？我不是打他偷东西，是打他嘴硬。母亲说，可你打了他的鼻子。男人说，我也不是拳击手，怎么能说打哪就打哪。父亲在母亲身边微笑着对那男人说：谢谢你送我鸡蛋。小玲正好你也在这里，鸡蛋就是他送给我的。母亲拉着父亲的手离开了鸡蛋摊，还有谁送过你东西，你记得起来吗？送我东西的人我怎么会不记得。母亲找到了卖苹果的女人，找到了卖螃蟹的老人，找到了卖其他东西的人。他们都记得父亲，不是没有其他人在菜市场小偷小摸，但是只有父亲一个是偷了东西，还要感谢对方把东西送给他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收母亲递过去的钱，他们大都会说，东西不值几个钱，而且谁叫他是个傻子吗？只有一个卖大蒜的女人说：我觉得他没偷东西。母亲说：偷了就是偷了，把钱收下吧。女人摇头说：他拿了东西之后，谢了我，我觉得就算送了，那头大蒜确实是我送给他的。
之后父亲走路出现了困难，之前他虽然走得很慢，可是还是能自己走路的。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他开始跌倒，而且经常跌倒得十分突然，上一秒钟还好好的，缓慢而平稳，下一秒钟就突然摔倒在地，站起来之后全然忘记自己刚才跌倒过，而问母亲，我的衣服怎么脏了？上面的灰尘是哪来的？在母亲领他去医院的路上，准确地说，是刚刚走进医院的时候，他看了看医院里嘈杂的人群和几个正聚在一起哭泣的家属，然后再次摔倒在地，这次他没能自己爬起来，而是倒在地上好像睡着了。医生给出的结论是，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之后，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无法确定什么时候会醒过来，因为血块已经大大的损伤了他脑部的神经，再也无法复原了。是不是早就开始出血了呢，他已经傻了几个月了，记不起自己是谁？母亲问。医生说，不是，在医院跌倒的时候是唯一一次的出血，之前大脑也许是健康的。母亲说，那他怎么已经开始失去记忆了呢？医生说，很多酗酒的人大脑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而这种损伤单从外观上或者说单单从颅内组织的情况上是没法确切分辨的。医学从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概率问题，比如这次脑出血的原因，当然很可能是因为长年酗酒导致的，不过也可能完全没有关系，就如同苹果会掉到地上，是因为万有引力的关系，可你无法确知下一次苹果还会不会掉在地上，虽说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有着极大的接近于完全的可能，说到底还是可能。作为医生，我只能说，他到现在这个地步很可能是因为酗酒导致的，傻掉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而且未来他很可能再也无法讲话，无法行动，也很可能在睡梦里因为更严重的复发而死亡，但是这些也都是可能而已。
在我来到医院之后，母亲向我复述了这些可能。即使在我记忆里母亲最无助的时候，也就是被父亲逼到墙角用皮带抽打的时候，她也没有这么弱小。她的人生好像刚刚着了一场大火，而她现在站在废墟前面，无数次的哭泣之后，幻想着一切能突然从灰烬里生长出来。而她的这种状态也剥夺了我本来应该获得的轻松感，因为父亲无法再向母亲施暴而获得的轻松感。在看到父亲躺在床上的安静面容时，这种轻松感更是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他在均匀地呼吸，嘴角似乎还在似笑非笑，我本来曾经设想过无数种报复他的方式，而现在他已经无法感知任何方式的报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死了。我发现自己忽然陷入了一种迷茫，像个坏父亲一样活着，就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以便给我一个报复他的机会和像现在这样慢慢的无声的死掉，如果我是上帝的话，他的这两种存在方式我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当然把时间向前移动，我更愿意选择他像一个好父亲那样活着，使母亲度过幸福的人生，使我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可我没有能力拖拽时间的鼠标，我的界面上只有一个能够点开的文件夹，名称是：他熟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安排，在一个人毁掉了自己和家人的全部家庭生活之后，好像筋疲力尽一样躺在床上睡着了。在我三番两次以案子在身为由，拒绝陪护他之后，母亲说：你是他的儿子，你不能不管他。你的名字还是他起的。我说，我没有不管他，他的医疗费用由我负责，我只是没时间待在医院里。你可以雇一个护理，费用也由我负责。而且关于名字，又不是我请他起给我的。母亲说，如果你确实忙那就算了，工作要紧。护理我不会去雇，我自己来。我说，你会把自己累死的。母亲说，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不会累到哪里去。事实马上证明她错了，父亲死人一般活着，除了大脑，其他所有器官都在正常运转，好像一个老板出国度假的公司，虽然无法做出什么重大的决策，可也没有因此而倒闭，而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经营。母亲迅速消瘦下来，原本隐藏的血管浮现在手上，她默默消瘦的样子明确通知我：你已经别无选择。于是我向蒋不凡告了假。父亲病了？我说，是，脑出血，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了。什么时候的事？一个月之前。你怎么才说？不是有案子在跟嘛？赶紧给我滚回去，案子要多少有多少，爸就一个。在哪个医院，我去看看。别去，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和你说。行，反正是你爸，你自己定。不用着急回来，缺了你地球照样转，懂吗？
于是我得到了一个没有期限的带薪假期，收入没有多少减损，蒋不凡擅自在一些案宗的经办人上写了我的名字，以便我能拿到相应的奖金。换句话说，从表面上看，我在休假的时间里也神出鬼没地破了不少案子。而面对人生的第一次如此漫长的无事可做，除了每天晚上睡在父亲的单人病房里，白天中午醒来之后，我便去公园或者书店打发时光。
和安歌分别的那条长椅，我在警校念书的时候也经常会去坐一坐。面对着湖水和远处的树林，清空自己的思绪，然后把安歌引进来，放在脑海的中央。虽然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放弃寻找她的努力，可还是没有一点线索。她的父母卖掉了皇姑区岐山路上的房子，搬到了国外，不过是搬去了两个不同的国家，因为两人已经在安歌失踪不久之后宣布离婚。我没有就此放松对于这两个人的关注，防止安歌暗地里联系他们其中的某一个而我没有知道。但是看来安歌并没有这么做。她的父亲在付了他那几个学生一大笔赔偿金之后去了美国，并在美国获得了很大的声誉，而声誉也同时助长了他风流成性的行事风格。他在两起和幼女有关的丑闻中成为被告，但是都成功脱身，原本的丑闻成了美国社会对东方艺术家不公正的诋毁。她的母亲在她失踪第二年之后在日本再嫁，第二任丈夫是日本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陶艺匠人，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千兵让。两人定居冲绳，婚后一年生下一个男孩儿。她渐渐退出了知名艺术家的圈子，成了一个更温和的母亲。安歌应该三十岁了，和我一样。她可能生活在和此时此地不同的某时某地，过着她想要的生活，也许就像她说的，活在自己最喜爱的时光里，也可能完全相反，过得一塌糊涂。她写给我的信在我的抽屉里放了十几年的时间，铅笔写下的字迹已经不是那么清晰，每次把信在台灯下展开，安歌便好像来到了我的身边，一边拆开我的钢笔检查哪里出了问题，一边轻声说：请放心，我会捍卫你。她还没有死，与其说是一个判断，这句话更像是一种信念。我牢牢把这种信念拷在自己的心神上，带着它从十八岁慢慢走向三十岁，时间越久，这种信念越为强烈，她不会死的，她躲了起来，而我一定会找到她。
新华书店与我家的直线距离大约五百米，实际距离大约一千米，和父亲所住的医院与我家的距离差不多。我记得刚刚从平房搬到楼里，从我家的窗户向外看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新华书店”四个红色的大字。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华书店已经萎缩在两层楼里，其他楼层租为他用，最大的租户是中国联通公司的营业厅，每天卖着不同兆宽的宽带和各种话费套餐。两层楼的书店在S市也已经算是规模不小，况且二层的地上还铺有地毯，可以拿本书席地而坐随意看下去，直到书店打烊。书虽然摆得不是十分规整，换句话说，简直是随便乱堆在书架和地毯上，可是如果遇见资深的营业员，还是可以跨过障碍物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书的。在陪护父亲的那段时间，我每天中午醒来，简单吃过早饭，就走到新华书店里找本书坐下。我读书可说是并无一点目的，更不用说想要磨炼什么精纯的趣味，只是因为从高中起喜欢读而读，甚至说安歌对此事的作用也仅仅是起了头而已，往后便成了我自己的事，读书可以忘记包括安歌在内的所有事情，只在心里想着：有趣有趣，后面待要如何？或者目前无聊，再过几页会不会有点起色。这么说来，我大多读的是小说，并非是看低了其他题材，或者看到诗歌和散文就忽然不认得字了，而单纯是个人兴趣。小说总体上是一个完整封闭的世界，人类最接近上帝的角色可能便是充演一个小说家，科学家当然也能从一个试管中造出一只羊或者一条蛇，听说造人从目前看来也不是很难做到，但是其工作或多或少还是与小说家不同。最初的亚当夏娃并没有多少可看之处，只有吃了生命之树上的果子之后，能辨善恶，一切才开始有趣了。我常怀疑小说家的劳动和那树上的果子有极大的关联。我不看侦探小说，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东野圭吾之类。不是写得不精彩，只是作为警察，知道这些作家是大大的外行。这也正是这些小说能够精彩的原因，若是内行人，必会处处掣肘，想象力无从施展。史诗巨著也能拿起来看，只是一旦写起史诗，作家就好像当即失去了幽默感和灵巧，中国的作家更是如此（也可能原来这两样东西就没有多少）再加上我对小说有某种偏见，这种偏见很可能来源于自己的懒惰，即是一部完美的小说应该有一个完美的长度，超出这个长度就很难完美，再经典的长篇巨制也有冗长的成分。那天下午在新华书店二层，我就正拿着一本我喜欢的书，不错的长度，坐在书架中间的地毯上读。
“想到这件事，不知不觉喝了很多酒。天已经晚了，饭厅里只剩了几桌客人。有一个服务员双手叉腰站在厨房门口，好像孙二娘在看包子馅。我在恍惚之间被她拖进了厨房，倒挂在铁架上。大师傅说：‘这牛子筋多肉少，肉又骚得紧。调馅时须是要放些胡椒’。那母夜叉说道：索性留下给我做个面首，牛子你意下如何？她上唇留一撮胡须，胸前悬着两个暖水袋。我说道：‘毋宁死。’她踢了我一脚说：‘不识抬举。牛子，忍着些。过一个时辰来给你放血。’于是就走了。厨房里静悄悄的。忽然一只狮子猫，其毛白如雪，像梦一样飘进来，蹲在我面前。铃子对我说：‘王二！醉啦？出什么神？’”
我活动了一下脖子，小声说：这小子。然后用手指沾了一点吐沫，准备翻过这页继续读下去。
“你叫别人怎么看？”一个声音忽然在对面冲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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