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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过去老城的街道，新建的临州城巳在北面拔地而起，那里有高楼大厦，有宾馆，有公园，还有门面威严的政府办公机构和一片漂亮的高科技开发区。但这里是老街，今日的老街已与五十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房屋贴着白瓷砖，安着防盗铁闸门，成为商业的门面房。
街的尽头有座青砖高墙的院落，厚实的墙磨砖对缝，多少春秋仍然屹立不衰，然而那晦暗残旧的木门和那为车辆进出方便被锯断的门坎，却显出风雨沧桑的破败。我从挎包里摸出笔记本，那上面有西垣秀次画的当铺地点及门面印象图，当他把这张图和一双银筷子交给我的时候，那份郑重，那份诚挚，那份信赖，让我没有推脱的余地。他是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汉学专家，为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做出了不少贡献，在中日学术界知名度颇高。鉴于他的学识和经历，研究所专门聘他从事二战期间日军侵华华北陆军作战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我也是该所外国人研究员，名为研究日本战后法律经济，实则却将大部分精力悄悄用于研究侵华日寇华北方面军1943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上。这一给河北人民带来严酷残害的“五，一”大扫荡，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大约杀害了冀中地区军民二万余人。这个明显缩小了的数字是我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材料中迭加计算出来的。在计算这些数字时，我内心充盈着刻骨的仇恨和尖厉的复仇之心。在“两万”名受难者中有我的叔父，他是八路军涉县根据地的一名干部，在大扫荡中被日本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据涉县老百姓说，我的叔父死得十分惨烈，他被捆绑在城隍庙前的旗杆上，日本人将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剐下，先是四肢，然后是胸腹……原本说是要活埋，临刑时鬼子队长听说中国有种刑罚叫做“凌迟”，便决定拿叔父来作试验，看看凌迟与活埋效果的差异在哪里。叔父激奋的叫骂与惨痛的呼号持续了很久，天亮时才绝了声响。有人看见城隍庙的旗杆下除了一滩鲜血和碎肉，再无其他。日本人撤退以后，共产党找过叔父的尸骨，未见。一个人的尸体，一夜工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战争情况下极其自然，反过头来在和平环境下再看此事，便成为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我那位美丽的婶母自二十岁便开始等待，一直等到去年去世。大家说叔父已经为国牺牲，不会再回来了。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她的观念和政府方面的看法如出一辙。她说，死不见尸，不能为死。“文革”以后，政府对叔父生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恢复叔父以“革命烈士”的名分，但婶母却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给予的抚恤金和烈属称号，宁愿贫困地与我们住在一起，相信着叔父有朝一日的归来。她的等待与政府的等待性质决然不同，一是痴情，一是疑虑，这就决定了我在日本艰苦卓绝的三年搜索。据当年八路军方面的当事者说，叔父是负责特工情报工作的，工作非常出色。1943年5月5日深夜，涉县八路军和大部分群众是得到日寇扫荡情报后撤离的。叔父的被捕是在涉县西北十五里的刘各庄而不是涉县八路军根据地。至于身为/^路干部的叔父在撤离之际离开群体为什么要去刘各庄，没人能讲得清楚，这也是多年症结的所在。有人说叔父是企图与西北三十里外奶奶顶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但当事人回忆并没有賦予他此项任务，何况奶奶顶的游击队早进了太行山，他没有必要再去那个地方。
当事人提供的情况是正确的，这一点我在日本官方资料《华北治安战》中，在日军有关华北编制序列方面的史料和作战行动线索中已经得到充分证实。日方的战事记录如下:“1943年4月22日，日本以35、36、37、69四个师团和第3、4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构成了以合涧为中心的直径约40公里的包围圈。24日晨，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投降。5月5日，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司令庞炳勋投降。当日，日军转移兵力，对以涉县为中心的八路军根据地实施包围。6日，第36师团从潞城、襄垣、辽县附近，独立混成团从武安东北地区，从林县北部之任村，从临州，分路向涉县合击。但由于八路军善于避开正面交战而彻底实行分散游击战术，至13曰，各路合击兵团会合，未获战果，只获取了八路军少量遗弃物资。”我特别注意了“少量遗弃物资”几个字，内中并没有“八路干部”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叔父的被捕的确不在涉县八路军指挥部，他是在安全撤离了涉县又返回头落人敌人之手的。其时，涉县周围及刘各庄已被日本人所占，叔父为什么还要深人敌人腹地，自投罗网，这点是谁也说不明白的。在参与1943年华北大扫荡的日军老兵中或许还有健在者，对涉县的情景或许有人能提供一二情况，由此我对老兵们的部队番号格外的注意，对华北作战的序列的熟悉甚至比日本兵还更加深入。
我与西垣秀次常在研究所的楼道里相遇。
从他那挺直的腰身，标准的步伐，我很快判断出了他的出身，在一次全所的忘年会上，确定了我的判断。那个老鬼子在喝了酒之后竟龇牙咧嘴地唱了一首河北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其河北腔发音吐字之地道连我这个中国人也望尘莫及。
尽管在场的听众没人能弄懂词中的含意，鼓掌也是热烈的，他们是冲着那陌生的旋律，冲着那抑扬顿挫的节拍鼓掌的，内中也含着日本人能将中国歌曲唱到如此程度的自豪和对演唱者的礼貌。由衷鼓掌的只有我一个，我终于又找到了一个侵略华北的日本鬼子。
我像一只非洲猎豹，怀着一种获取猎物的心理迂回地接近着他。故意制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不期而遇”，故意拿出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去请教。直觉告诉我，他参加过1943年的华北大扫荡，否则他没有资格编撰“华北陆军作战史”，不会唱出就是今日河北人也唱不出的《正月里来是新年》。
九十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回归日本的残留孤儿安置问题显露出日本经济法律的弊端，我与西垣被临时抽调出来组成小组，对一些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以向国家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西垣的抽调是由于他对二战情况的熟悉和他那口流利的汉语，我的加入是由于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日本人，到日本后从-文化现象的冲突到社会意识经济观念的冲突，由心理转变到文化环境的认同以及完成国籍和民族的归属与重新接纳，不是一个简单过程，这就需要中国心态方面的理解与可施方案的提出，所以我的位置举足轻重。
西垣秀次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用不着再“找机会”，只要上班，我们整天都泡在一起，进一步的接触构成了彼此的了解。感情的沟通却突出了某些观念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人是点与线的差别而不是同一事物深浅程度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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