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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村庄里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我听说，为了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许多地区正在大规模地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也听说，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政府盖几栋高层建筑，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实际上，中国大地上许多个“梁庄”正在被拆解并重新组装。
那么，梁庄原来的房屋、道路、坑塘、沟沟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间将彻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里和村头沟边的树——枣树、苦楝树、杨树、椿树、榆树、槐花树、杏树、梨树、核桃树，它们生长在村庄的角角落落，把梁庄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将消失；那种在院子里的各色花草，花婶家的刺槐花、大丽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将消失；那原野上孤独的坟头和坟头上那孤独而郁郁葱葱的松柏也将消失。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他们将进入高楼，变为大地的寄居者。梁庄也将变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将对面不相识，将永远被困在高楼。是这样吗？想到这些时，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
这并非只是一种缅怀和感伤，而是对这一合并、打破、重建本身的质疑和忧虑。“并村”真的可以“还地”吗？这“地”是还给谁的？如何重建？在什么基础和前提下重建？谁作的论证？农民是否愿意？为什么愿意？为什么不愿意？这一切，都是在语焉不详的情势下进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遮蔽权力欲望、资本推进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弃，也为“拆”“建”等中国当代生活中最常见的粗暴词语找到遮羞布。我尤其担心的是，以“发展”为名，农民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将被绑架。
我们所要思考的不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而是，我们的村庄为什么会变为如此？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我们的生存状况为什么会变为如此？反过来说，难道农民搬到楼上，或被迫进入城市，一切就都改变了吗？农民就获得了权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了吗？社会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吗？形式的改变不能代表什么。否则，一切都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换来换去，农民连那一点点的立锥之地也被换没了。
有许多人说我们现在走的路正是台湾当年走过的路。台湾的工业化比我们早二十几年，但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了的台湾，村庄及传统文化仍然活在大地的角角落落。那里的村民、民众活在大大小小的庙里，他们有种类繁多的祖佛，妈祖、大道公、关帝爷、财神爷、玄天大帝、观音菩萨、土地公，他们祈求祖先的保佑，在庙里祈祷、许愿、玩耍、聊天、学习、商量村事。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心灵。在台江一个村庄的庙里，主人带我们到大道公像面前，让大家拜一拜。然后他开始向大道公禀报，说，大道公啊，今天是大陆那边过来的人参观，我给你说一下，希望你能保佑他们平安健康。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不是直接地否定和放弃，而是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他们在努力以自己的形象去建构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在建构自己的文明方式。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存在方式，显示出它巨大的容纳力、活力及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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