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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叔也在一旁激动地插话：“我非常恨这种人。俺们厂里有老乡拿厂里的东西，另外的老乡给韩国老板说小话，最后，老板把老乡开除了。都是些坏家伙，硬是给外国人一心，你给他啥门儿。那次新华也受牵连了。我气得不行，那就是汉奸干的事！老板看不见，拿点东西，外国人的东西又咋了。就是中国厂，老板看不见，你拿一点，也不算啥，那不叫偷。咋，咱受的欺负还不够？就不兴反抗一下？
“后来，那几个老乡被开除了。他们找着那个告状的老乡，叫他赔钱，叫他下跪。这个老乡赔了人家几千块钱，还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后来，夜里，几个人拿棍子在路上候着他，把他头都打烂了，缝了好几针。新华窝囊，没去要钱。我说，新华，你不行，你得去要。他说，咋去要？哭成啥了，就差下跪。我说，他干那坏事、说小话时在干啥？打他不亏，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你不知道，韩国老板打工人，那可是厉害得很。怀疑工人偷东西，就雇黑社会的人来打河南工人。弄在黑屋里，脸蒙上，打，烟头烧，打晕了用凉水泼，醒过来再接着打。后来都上报纸了，那老板赔了几十万。黑社会一点事儿也没有。就这，有些汉奸还给人家当狗腿子，偷死他都不亏他。”
“汉奸”，光亮叔把这些打小报告的、整治自己人的中国人称为“汉奸”，却全然不觉得工人拿厂里的东西有什么不对。“那不叫偷。”为什么？因为工资太低，因为受欺负，因为有理难伸，因为老板对工人太狠，不把工人当人，还因为，他是外国人。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光亮叔对“正义”“汉奸”“偷窃”的新理解。
传有讲的则是另外一种状态，“既然你把事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些粗杆子农民工以怠工、偷窃、破坏的方式来弥补损失，以实现他没有得到的“正义”。美国农民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把这一消极怠工形式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日常形式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不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但是，却是一股强大的暗流，这一暗流以隐蔽的、负面的方式存在，怠工、偷盗、破坏、吵架、装糊涂、装傻卖呆、诽谤等等是基本的方式，它阻碍着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嬗变。我们通常会把这些归结为农民的劣根性，但其实，这却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个有强烈的被压迫感的群体所唯一拥有的反抗方式。他们的反抗只能以匿名的、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或者说，这是一种自救式犯罪。
光亮叔讲到他们在2005年所进行的一次公开反抗。那一年，他们星期六、星期天经常加班，老板不给钱，说是工资里面就包含着这些钱。有一天，他们几十个工人就打出租车去青岛外资企业管理处告状，管理处说是市劳动局管，他们就跑到劳动局，劳动局消极推托，他们又跑到市政府接待室，也说是劳动局管，他们就又跑回劳动局，站在劳动局门口，说不处理就不走。这样，劳动局才派人去调查，开出一张罚单。
待这些工人回去之后，老板问大家为什么不上班，其中一个老乡说，你星期天让我们上班，不给钱，这不合理。老板说，你先回去，反省反省，等通知你再来上班，明天你先来把工资领了。当天晚上，这个工人就被打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躺在路上，浑身青紫，奄奄一息。过一段时间，这个老板又把另外几个他认为挑事的工人打了一顿。都是在夜里，一群人呼啦上去，一顿暴打，就跑了。
光亮叔说：“这事都过去一两个月了，老板又找到我，说，老梁，你是老员工，据说是你带的头。我说，我没有，你说‘据说’，你把人叫来，咱们对个证。他说，这个人不能给你说，我说你不能说我就是我。他问我，那是谁带的头，我说不知道，乱哄哄的，不清楚。他说，这个事不再说了，以后好好干活。那天老板找我时，我就想着，完了，这次要干不成，估计要挨打。挨打我不怕，大不了拼命。他要是开除我了，我还舍不得这工作。主要是我干的时间长了，工资涨了一些，这要是走了，到别的厂，又得从头开始。就是到现在，老板还在追这个根。”
我特别想问光亮叔的也是：“是谁带的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就商量好，就不上班了，就去坐出租车了？”我希望光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形象出现。但是，和西安大哥们在交警队门口的抗议一样，这些事件都只是偶然的、个体的事件，不具有连续性和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