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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我到厦门著名的城中村安兜村，去参观一位乡村建设者在此创办的“国仁工友之家”（厦门国仁工友之家：当代乡村建设者邱建生创立，是一个工友社区平民教育服务机构。主要开展针对城市外来务工青年的免费教育培训，并在教育和小组活动中输入现代公民意识，促进工友群体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认同，增进工友个体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提升。）。安兜村的主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小道路，有三四里地，不能通车。左右两边是各种小商铺和小饭店，这些小店往道路里面延伸，侵占着本来就非常狭窄的道路。道路的上空，被种种奇形怪状的条幅、标牌所遮挡，使得这城中村一直处于昏暗、潮湿、拥塞的状态。在这巨大的昏暗中，住着十万之多的外地打工者。
那是我第一次在繁华的城市里看到如此规模的城中村。它就像一个肿瘤一样，使得秀丽、干净、温馨的厦门多少有些肿大、扭曲。后来，在深圳的沙河街、西安的德仁寨、郑州的陈砦，我都看到这样的城中村。当时，我感叹于安兜村环境的肮脏，感叹于政府的迟钝与疏于管理。一年之后，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当再回想起那些昏暗、拥挤的村庄时，竟然和西安的二嫂一样，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如果村庄果真拆迁、改造，这数十万农民打工者又该到何处呢？
我在那儿的几天，遇到一位年轻的工友，叫丁建设，个头不高，神情略显迟钝。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他从工厂步行四十分钟左右到“工友之家”，不多说话，很少参与活动，也没有看到他交到什么朋友，只是一个人默默坐在房间的角落，坐那么一个多小时，翻翻报纸，看其他人打球、讨论、争吵，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那样眯着眼睛，睡着的样子。九点多的时候，又徒步回去。
我被他的形象深深地吸引。哀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种主体意志的形象。看到他的那双眼睛，我总想起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那个工人和那个卖花姑娘，大大的黑眼圈，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这哀愁溢出眼眶，和外面的世界——机器的坚硬和无所不在的孤独——形成对视。那坚硬的源泉正来自对这哀愁的主体毫不留情的和贪婪的摄取。
他非常内向，说话声音很轻，思维不连贯，是那种有些封闭的人所特有的失语。当得知我也是河南人时，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亮光。他是河南安阳人，三十岁，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外打工。他现在已经做到段长，每月工资加奖金一千四百多块钱。
我问他觉得工作怎么样。他用一种轻微的自我辩驳的语气说：“那能咋样？但凡有办法，说啥也不要在工厂打工。人就是零件，啥也不能想，没意思。”但是，他表示他也不会回家，回家没意思，他不想干农活，他承认他已经不习惯干农活了。
我问他是否成家，他的脸不易觉察地红了，他说他不打算结婚，结不起，结婚也没意思。
在座谈会上，我们大家相互自我介绍。丁建设犹豫着站了起来，说：“我叫丁建设，来厦门快五年了，来‘工友之家’快一年了。在这里，通过聊天、看书，可以学到想学的东西。能放松在工厂的紧张感，在工厂压力太大。在这里，还可以义务帮助别人，我很愿意来这里。”
他激动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可以感觉出来，他非常不安，被突然置于公众之下，还可以表达自己，对他来说，应该是很新鲜的经验。也许，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都是陌生而新鲜的经验。那些农民工，最大的四十三岁，最小的十九岁，都特别希望能够表达自己，在言语之中会使用一些特别光亮且具有公共关怀的词语。
“工友之家”试图给在城市打工的年轻农民一种更为开阔的思想。健康向上的生活不只是包括使自己更上进，也包括为自己创造更为合理的公共空间。一些年轻人成立了学习小组、互助组，给城中村不识字的妇女上课。有些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工厂宣传，成立类似于工会组织的小组，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都似乎给这批城市打工的年轻农民工某些朦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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