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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1961年1月1日），我在《文星》杂志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文中我没有肯定大家注目的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却肯定了人所忽略的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这篇文章引起大轰动。后来钱思亮（当时的台大校长）告诉我：胡适本人看了，写了一封信给我，信还没写完，就心脏病突发，死了。这封残信一直扣留在垄断胡适思想的人们手里，我至今未能看到。胡适死前，对我不肯定他在学术上地位，不以为然；但对我肯定他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却很高兴。因为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多少年来，都被忽视了、被不成比例地忽视了，经李敖做了发人未发的论断，自然胡适会引为知己。
《播种者胡适》在《播种者胡适》中，我的论断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带来了一个新刺激，几个老朋友的“挟持”，又引起了胡适大谈政治的热心，他创办了《独立评论》，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同时讨论当时的几个大问题，其中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便是影响深远的一场论战。
五四前后，中国似乎已沾染了19世纪以来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虽能保持一种“局促的平衡”（uneasybalance），但是内部的酝酿还是很热烈。九一八事变带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忧国之士个个都急于盘算如何使中国赶紧强起来，正巧当时正是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国的陶尔斐斯、苏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国推行“新政”的罗斯福，都是时代的宠儿。“新式的独裁政治”弥漫了整个世界，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时髦的政治趋向，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对民主与议会怀疑了，尤其是胡适的几个朋友，像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这些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了。胡适早在《独立评论》第一期里，就抨击过这种时尚的政论，他那时就主张：“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问题》）一年半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冲来了，涌起了一片拥护独裁的浪潮。这时候胡适当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让他的信念在左右两派的极权夹击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独地抵抗这种浪潮。这个抵抗持续了十五个月，为了“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下一种忠告”：“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他说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三十二卷一号）这种鲜明的表示，虽然使他又一次做了乌鸦，但是无疑的，他给怀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向拥护独裁的学人敲了一棒子。二十三年（1934）11月27日，当局联名通电全国，终于公开表示了“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也是民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处心积虑地怀疑中华民国的政体了，大家在民主宪政的远路上看到了第一块里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对这两个词儿，他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气质上的狂热，又恰恰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错误的：谈科学的人，甚至把唯物辩证法都认做科学；谈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静气地做一个阿斗，却整天瞪着眼睛做革别人的命的张飞，“民主”泛滥至此，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有所归呢？陈独秀从无限辛酸的经验中，临死前才悟到对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与胡适分而又合了。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得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我这段文字发表后二十五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远流出版公司，在1986年2月24日主办了一次所谓“胡适逝世二十四周年纪念演讲会”，由台大历史系的“张忠栋教授”演讲《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1931—1949）》，我看了发表在《中国时报》的讲稿（1986年2月25日至27日），深感全篇不出李敖《播种者胡适》的范围，讲稿中袭取李敖论断的精华，却又没有李敖论史行文的渊博与审慎，例如“张忠栋教授”连《独立评论》与《独立时论》明明是两个出版品都分不清，而以专家自居，侈谈胡适如何如何，岂非学术上的大笑话？
由于连“张忠栋教授”都闹出这种大笑话，我感到大家真该好好读读当年的原始文献了，我决定写这篇文字，重新把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详加肯定。因为原始文献大家多看不到，我尽量多引一些，以为文证，大家看了这些原始文件，最后才会恍然“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的真相，而对中国的民主前途，自然也会有所领悟矣！
蒋廷黻论用专制建国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后，正赶上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怀疑起民主、拥护起专制来了。这种怀疑的态度，首开先河的是蒋廷黻。蒋廷黻在1933年12月10日发表《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号），他说：“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此外因内争而致各派竞相卖国更不堪设想！孙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纯洁大概是国人所共识的。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也不惜出重价以谋日人的协助。”……（编者略）他感慨：“这样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蒋廷黻的结论是：“中国还没有经过一个专制时代，所以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做到‘建国’的第一步工作。必须先用专制（如英国都铎朝的百年专制、如法国波旁朝的光明专制，甚至于如俄国罗曼诺夫朝的专制）来做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
“不过用了‘专制’一个名词”蒋廷黻的文字发表后七天，胡适就有了反应。1933年12月17日，胡适发表《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一号），表示异议。胡适在文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何以不会造成民族国家？关于第（一），胡适的意见是：建国并不一定要靠专制。即如英国的都铎（Tudor）一朝，正是议会政治的抬头时代，又是商业与文艺的发达时代，何尝单靠专制？关于第（二），胡适的答案是：中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形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今日所有的建国的资本，还是这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自觉心”。胡适说：蒋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说统一的政权是建国的必要条件；不过他用了“专制”一个名词来包括政权的统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无限的独裁政治上去。其实政权统一不一定就是独裁政治。英国的亨利第八时代正是国会的势力抬头的时代：国会议员从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而国王建立新国教也须借国会的力量。所以我们与其说专制是建国的必要阶段，不如说政权统一是建国的条件，而政权统一固不必全学罗曼诺夫朝的独裁政治。
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过了七天，1933年12月24日，胡适又写《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二号），文中提出了蒋廷黻原文暗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不是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呢？”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表示他自己是反对中国采用种种专制或独裁的政制的，因为他不承认中国今日有专制或独裁的可能。他举出了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二十多年前，《民报》驳《新民丛报》说：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
虽然过了二十多年，这句老话还有时效。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孔子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诉他的国君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今日梦想开明专制的人，都只是不知道为君之难，不知道专制训政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拿破仑与腓特烈固然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列宁与斯大林也是富有学问经验的天才。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十个世间最古的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绝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今日的领袖，无论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日梦想一种新式专制为建国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时后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我们试看苏俄、土耳其、意大利、德意志的专政历史，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才可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基础。中国这几十年中，排满的口号过去了、护法的问题过去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过去了，甚至于“抗日救国”的口号也还只够引起一年多的热心。那一个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国问题，还不能团结一个当国的政党、还不能团结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最可痛心的教训。这两年的绝大的国难与国耻还不够号召全国的团结，难道我们还能妄想抬出一个蒋介石或者别个蒋介石，来做一个新的全国大结合的中心吗？近年也有人时时提到一个“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这个老于世故的民族里，什么口号都看得破、什么魔力都魔不动，虽有墨索里尼、虽有希特勒、虽有列宁托洛茨基，又有什么幻术可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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