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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喜欢打抱不平。不但为朋友打，也为敌人打；不但为认识的人打，也为陌生的人打；不但为近在眼前的人打，也为远在天边的人打。只要真理所在、真相所在、人道有关、公道有关，我都不论亲疏、不分彼此，一概奋笔写文，要打个痛快。自1949年起，我困处台湾小岛，被国民政权作弄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肤尝身受于国民党政权者更酷更多，所以在感情上，尤为激越。这一激越，更使我要把人间不平之事，广为搜求，以个案详追，留为证词，述往昭来，且为乱臣贼子惧。在这种又感情又理性的态度下，每逢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案件出现，我便特别注意，收为资料，写成文章。
五年前，1984年4月4日的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登出一则消息，标题说：“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香港侨团联合声讨?呼吁侨胞团结自强”，我看了大感不平。两个月后，6月7日清早，我花了两个小时，写成《鹰犬将军》一文。其中指出：“乍看起来，这一消息，只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后，却有着不少的来龙去脉，很足以观察国民党封疆大吏们的心路历程。”我又指出：“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编者略）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
这篇《鹰犬将军》，发表在1984年6月15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十三期上，那时我的书几乎期期查禁，不能合法出口。有有心人把它偷运到美国，在9月3日、5日的《北美日报》上，加以转载，宋希濂将军看到了。1986年1月，他在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印行的自传中，就以《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为书名。
宋希濂将军在1985年6月写的“前言”中，对这一书名，曾志缘起。其中说：“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1980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申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是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鹰犬将军》在大陆出版后，1987年10月，宋希濂将军签题“李敖先生指正”一册，由傅朝枢先生亲去他家，取来送我。1988年7月28日，我在溪头旅馆里，感于他的好意，写下这样一封信：“希濂先生：承赠大作《鹰犬将军》，早由傅朝枢先生转到，极为感谢。大作定名，且以我的那篇文字遥应，益感先生盛德。隔海隔世，却能结书缘如此，想来令人欣庆。”“年来成立出版社，刊‘真相丛书’，已出《蒋介石研究》等十余种，虽为官方党方忌恨，然九死无悔，发愿要揭发真相，不容彼辈欺苍生而误后世。《鹰犬将军》在海外风行，憾未能在台湾出版（台湾有一盗印本，排成杂志尺寸，且多删节），我打算不计困难与折损（官方党方捣乱，困难与折损不可胜计，我的著作，被禁已达百册之多），出一台湾版，专此征求先生的同意。因此书在市场销售上必遭困扰，无利可图，先生与我，也均不志在为利，故拟采赠作者书三百本方式，折抵稿酬，聊表敬意。如荷先生俞允，希望先生：一、能为台湾版写一新序。二、能有增订之文，盼能一并刊入。三、惠借照片，俾便制版。台湾版拟用铜版纸制作封面及图片，品质当远胜大陆版，非敢以骄大陆版也，求小异以成大同，复结书缘于两岸耳！”“如蒙惠示，请寄舍下——‘台北市敦化南路496号金兰大厦12楼’，务必寄挂号，以防意外。”“台湾地小人狭，殊少河山之趣，亦乏游兴。昨天因控台中市政府之便（台中市政府配合警总非法在家母住所抄家扣书），转道来南投县溪头森林一游。半夜在国民旅舍774室读书写作，特奉书先生。此时万籁俱寂，静中密筹‘通书’之策于三通之外，快何如之！顺请大安。李敖。1988年7月28日。”
9月13日，我收到宋希濂将军回信如下：“李敖先生：奉诵惠书，深感欣幸！仆来美九年，常向友人道及阁下才华过人，文采风流，尤以风骨傲然，虽以文字罪系狱数次，仍然不为利诱、不为势屈，良可敬佩。数年来得读大作多篇，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击节赏叹，惊为旷世奇才。我曾和江南、大风等谈及足下作品之可贵，在于有根有据、逻辑性强、无懈可击。仆虽不学，但对是非曲直，尚能略断一二，足下尚在壮年，幸愿好自为之，天下有道，必将脱颖而出；天下无道，亦必流芳百世。”“大札发自7月27日，奉到时为8月23日，我与香港通信一般为三四天，北京五天左右，大陆其他各地最多七八天而已。年来台湾当局大吹民主、解禁、工作效率高……而事实总是给自己打耳光。”“六七年前，在大陆任何企业都是国有化，印发《鹰犬将军》一书的文史出版社亦不例外，发行时负责人对我说版权各一半，我将大函和大风研究过，以征求他们同意为妥。已于数日前发出，估计无问题，因印发台湾版只是为了扩大影响，非为图利，但恐获复尚需时日耳！”“听说足下出生于东北，现在台湾是否也如张少帅一样，只有岛内的自由没有岛外的自由（也有人说张先生在岛内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来信谓台湾地小人狭，殊少河山之趣，如自由不受限制，何不效法苏子观泰山之大且高、观黄河之水且深乎！祖国大地可供游兴之地实在是太多了！我年八十二，今年5月尚去云南旅游半个多月，东至石林，西至苍山洱海以及滇缅边境，还有游兴未尽之感，嗣又去成都盘桓了几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夔门天下险、剑阁天下雄，想足下早闻之矣！台湾斗室耳，坐井何以观天？书不尽意，先此布复。顺祝日安。宋希濂。1988年9月5日于纽约。”
10月27日，美中民艺学会的李蓝女士自美国来，带来10月7日宋希濂将军再给我的信，说：“李敖先生：7月27日惠书和附件，8月23日才奉到，由于《鹰犬将军》一书系文史出版社印发，这个出版社属公有制，在发行时负责人对我说，版权各占一半，因此我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昨得复信同意由足下出台湾版。我于9月5日曾复一信，未知达览否？”“李蓝女士原在此间的《北美日报》任编辑，转载足下之《鹰犬将军》一文和《编者按语》，均是她处理的。现李蓝回台之便，特托她和您晤谈，出这本书，‘旨在扩大影响，非为图利’，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绝不计较利益，最重要的是可以删节而不要修改，希望您能写入合同内。一切由李蓝女士面谈商定。敬祝撰安。宋希濂手启。1988年10月7日，于纽约。”
李蓝是聪明明达的女士，住外国久了，权利观念和出版印象是很西方的。我向她表示，她可能不太了解在国民党几十年高压下出版这种“反动书刊”所遭的困难、损失和代价，以外国出版的常情与规矩，想在台湾出这种书，是不可能的。我很欣赏她那种极力保护宋将军权益的好意，但是，她也应该设想设想在台湾的高压下和销路不会超过两千本的评估下，出版这种书的艰苦。无利可图是必然的，但求少赔就不错了。对宋将军而言，台湾版只是扩大影响；对台湾的出版者而言，却是扩大影响以外，还得付出危险（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的代价。正因为有这种畸形的状况，所以，我们无法以西方的权利观念和出版方式对待作者，没有人不想保护作者，但是谁来保护出版者，也该想一想。
我又告诉李蓝说：“在外国、在日本、在大陆，一本像这样的书可卖几万本，因此你可能难以相信在台湾竟卖不过两千本。但是，台湾在国民党的多年教化下，就是一个‘不悦学’、不流行读忧患之书的怪地方，并且宋将军的丰功伟业、苦心焦思，在台湾被封锁得一干二净，宋希濂三个字，在台湾全是陌生人，书又不能登广告，怎么卖？这一阵子远流出版社印行胡适的书，销路不好，原因之一是，年轻人到了书店，拿起书，竟问：‘胡适是谁？’何况宋将军的知名度，在台湾不及胡适；李敖印的书，大多书店不敢卖，这一情况，也盼你多想想。我并不希望你把我这些话，全部转告宋将军，免得他有精神负担，认为印这书给我带来太多麻烦。因为一切麻烦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只是希望你们在外国的人士，能够真的体谅到台湾的出版者无利可图，就好了。至于原书‘可以删节而不要修改’一节，我很感谢宋将军主动替我的处境设想。但我既然印书，就一切都不怕，我从没有删节或修改的念头与事实，对海外、大陆的作者都是如此，宋将军的大作自不例外。我敢印，对内容的‘反动词句’我就全部敢负责，我不怕国民党找我麻烦。去法院吗？我去过两百多次了；坐牢吗？我可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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