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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开的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很多人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时候大批的学生驻满中正纪念堂和台北车站，表达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
所谓学运，在我的学生时代，即台湾的戒严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个念头从未在脑海出现。延续保守传统的想法，总觉得学生罢课游行搞运动如同洪水猛兽，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学才改观。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发生过一次学生运动，称為「五月革命」，当时学生领导法国工人包皮围政府，把巴黎大学作為运动本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在巴黎读书时，不管任何一个科系，特别是人文科系，包皮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学科，教授在上课时都会不断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八年以前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法国，六八年之后则是一个革新的、前卫的、可以容纳各种看法的法国。
巴黎学运的衝击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经是五月浪潮发生后四年，学运仍末结束。偶尔在上课时，会突然听到楼上「砰！」的一声，老师立刻要所有学生疏散，然后就会看到担架上躺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医院。
学运和暴力结合，使我们这些从台湾去的学生感到恐惧，好像是政治暴动一样。
记忆深刻的是，有些年轻老师或是高年级的学长，会在学生发动罢课时，带领同学坐在公园或是校园裡，一起探讨罢课的原因，讨论当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承认，这些讨论改变了我对学运的看法。
在战后的戒严时期，台湾没有机会了解所谓的社会运动，在戒严法裡即明文规定不能罢课或罢工。所以在法国对学运的所见所闻，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撞击，而这个撞击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民主来自於每一个个人对於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个人意见，那他应不应该有权利或资格表达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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