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异族小说】地址：www.1uzu.com
翻译可以说不是一门学问，也不是一种艺术，只是一种服务。从前外国人来到中国观光，不通中国语，常雇用一名略通洋泾浜英语的人权充舌人，俗称之为“马路翻译”。做马路翻译也不容易，除了会说几句似通非通的句法不完整的蹩脚英语之外，还要略通洋人心理，拣一些洋人感兴趣的事物译给他听。为了赚几个钱糊口，在马路上奔波。这也算是一种服务。
较高级的舌人，亦即古时所谓的通译官，“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南方曰象，北方曰译。象胥即是司译事的官吏。如今我们也还有翻译官，政府招待外国贵宾的时候，居间总有一位翻译官。外国人讲演，有时候也有人担任翻译。这种口头翻译殊非易事，尤其是事前若未看过底稿，更难达成准确迅速的通译的任务，必其人头脑非常灵活，两种语言都有把握才成。
学术著作与文艺作品的翻译属于另一阶层，做此种翻译，无须跑马路，无须立即达成任务，可以从容推敲。虽然也是服务，但是很不轻松。有些作品在文字方面并不容易了解，或是文字古老，或是典故太多，或是涉及方言，或是意义晦涩，都足以使译者绕室彷徨，搔首踟蹰。译者不一定有学问，但是要了解原著的一字一句，不能不在落笔之前多多少少做一点探讨的功夫。有时候遇到版本问题，发现异文异义，需要细心校勘，当机立断。所以译者不是学者，而有时被情势所迫，不得不接近于学者治学态度的边缘。否则便不是良好的服务。凡是艺术皆贵创造，翻译不是创造。翻译是把别人的东西，咀嚼过后，以另一种文字再度发表出来，也可说是改头换面的复制品。然而在复制过程之中，译者也需善于运用相当优美的文字来表达原著的内容与精神，这就也像是创造了，虽然是依据别人的创造作为固定的创造素材。所以说翻译不是艺术，而也饶有一些艺术的风味。
在文化演进中，翻译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为翻译帮助弘扬本国的文化，扩展思想的范围，同时引进外国的思潮和外国的文艺，刺激本国的作家学者。我们中国古时有一项伟大的翻译运动，佛经的翻译，其规模之大无与伦比。由于一些西域的高僧东来传教，兼做翻译，如汉明帝时之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与迦叶摩腾合译《四十二章经》，又自译《佛本生经》第五部十三卷，是为翻译之始。西晋竺法护译经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多为大乘佛典。而后秦的鸠摩罗什，南北朝之真谛，与唐之玄奘合称为中国佛教之三大翻译家，以玄奘之功绩最为艰苦卓绝。玄奘发愿学佛，间关万里，归国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译笔谨严，蔚为大观。佛经翻译不仅弘扬了佛法，对一般知识文艺阶层亦发生很大影响。其所以发生这样效果，固由于译者之宗教热忱，政府之奖掖辅助亦为主要因素。佛经的翻译一向被视为神圣的事业。每译一经，有人主译，有人襄助。直到晚近，仍带有浓厚庄严的宗教色彩。抗战时期，我曾游四川北碚缙云山，山上有缙云寺，寺中有太虚法师住持之汉藏理学院，殿堂内有钟罄声，僧众跪蒲团上，红衣黄衣喇嘛三数辈穿梭其间，烛光荧然。余甚异之，询诸知客僧法舫，始知众僧正在开始翻译工作，从藏文佛典译为汉文。那种虔诚慎重的态度实在令人敬佩。因思唐人所撰“一切经音义”所表现对于佛经译事之认真的态度，也是不可及的。
晚清西学东渐，翻译乃成为波澜壮阔的一个运动。当时翻译名家以严几道与林琴南为巨擘。严几道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书共九种，虽然对于国家社会的进步究竟有多少具体贡献很难论定，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否认的。（胡适先生就是引“适者生存”之意而命名的。）他又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直到如今还有不少人奉为圭臬。可惜的是，他用文言翻译，而又力求精简，不类翻译，反似大作其古文，例如“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以这样的句子来说明“天演”，文字非不简洁，声调非不铿锵，但是要一般读者通晓其义恐非易事。西洋社会科学的名著，大多本非简明易晓之作，句法细腻，子句特多，译为中文，很费心思，如果再要加上古文格调，难上加难。严氏从事翻译，选材甚精，大部分皆西洋之近代名著，译事进行亦极严肃，但是严氏译作如今恐怕只好束之高阁，供少数学者偶尔作为研究参考之用。林琴南的贡献是在小说翻译方面。所译欧美小说达一百七十余种之多。以数量言，无有出其右者。他的最大短处是他自己不清外文，全凭舌人口述随意笔写，所谓“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这样的译法，如何能铢两悉称地表达原作的面貌与精神？再则他自己不懂外国文学，所译小说常为二三流以下之作品。殊少翻译之价值。他的文言文，固是不错，鼓起国人对小说之兴趣，其功亦不在小。
白话文运动勃发以后，翻译亦颇盛行。唯嫌凌乱，殊少有计划的翻译，亦少态度谨严的翻译。许多俄、法文等欧洲小说是从英、日文转译的。翻译本来对于原著多少有稀释作用，把原文的意义和风味冲淡不少，如今再从日文、英文转译，其结果如何不难想象。鲁迅先生所编译之“文艺政策”等一系列的“硬译”，更无论矣。
四十几年来值得一提的翻译工作的努力应该是胡适先生领导的“翻译委员会”，隶属于“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有胡先生的领导，有基金会的后盾。所以这个委员会做了一些工作，所译作品偏重哲学与文学，例如培根的《新工具》《哈代小说全集》《莎士比亚全集》《希腊戏剧》等凡数十种。惜自抗战军兴，其事中辍。
“国立编译馆”，顾名思义，应该兼顾编与译，但事实上所谓编，目前仅是编教科用书，所谓译，则自始即是于编译科学名词外偶有点缀。既无专人司其事，亦无专款可拨用。徒负虚名，未彰实绩。抗战期间，“编译馆”设“翻译委员会”，然亦仅七八人常工作于其间，如蒙森之《罗马史》、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萨克雷之《纽卡姆一家》等之英译中，及《资治通鉴》之中译英。《资治通鉴》之英译为一伟大计划，缘大规模的中国历史（编年体）尚无英译本，此编之译实乃空前巨作。由杨宪益先生及其夫人戴乃迭（英籍）主其事，夫妇合作，相得益彰，胜利时已完成约三分之一，此后不知是否赓续进行。唯知杨宪益夫妇在大陆仍在从事翻译工作，曾有友人得其所译之《儒林外史》见贻。“编译馆”来台后，人手不足，经费短细，除做若干宣传性之翻译以外，贡献不多。偶然获得资助，则临时筹划译事。我记得曾有一次得到联合国文教组织一笔捐助，指明翻译古典作品，咨询于余，乃代为筹划译书四五种，记得其中有吴奚真译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此书是根据英国名家诺尔兹的英译本，此英译本对英国十六世纪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在英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吴奚真先生译笔老练，惜仅成两卷，中华书局印行，未能终篇。近年来有齐邦媛女士主持的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两卷，亦一大贡献。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