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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天，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最后一次见到导师、史学家布尔，在谈及英国文学家阿克顿的《自由史论》时，布尔说了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后来说，这句话对他影响深远，“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从小性格嚣张，没有禁忌。十三岁那年去外婆家拜年，路经一座神庙，冲进去准备把里面的菩萨全给砸了。事后受母亲训斥，被迫带上贡品，去庙里赎罪，但自由随性的气焰始终没有泯灭。
另一面，胡适受教私塾，所读四书五经都是朱熹注本，受程朱理学影响，养成相对理性的思维方式，年岁越大，对自由与禁忌的考量也越多。
自由不是唯我独尊放纵自我，自由不是勒令世界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长，自由必须以异己的存在为前提。在一篇名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里，胡适讲了三件事，说明容忍异己对于自由的重要性。
其一，胡适十七岁那年发表文章，痛骂《西游记》《水浒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要求斩杀。没想到十多年后，当他举起自由主义反传统大旗，一群同样“卫道”的君子，也说他“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要求予以斩杀。
其二，西方宗教改革后，原先向罗马教廷争自由、要宽容的新教徒，又反过来摧残异己，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异见人士捆绑于柴堆，慢慢烧死。
其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一面赞同“容纳异议，自由讨论”的原则，一面又断言，在白话文问题上不容有反对者，“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这句话尤其让胡适反感，他觉得，正是这种“我不会错”的态度，让他者丧失了自由，一切对异端的迫害，对异己的摧残，都由此而来。
人类总是习惯喜同恶异，不喜欢异于自己的人事，这是不容忍的根源。另一面，人和人又注定不一样，性格、思想、行为和信仰均有差异，这是人性的根源。两个根源的缠斗，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其实争自由不是争夺一个真理，而是争取若干个真理能够并存，因为真理对面不一定是谬误，很可能站着另外一个真理。
容忍异己是自由的根本，是前提，如果不能容忍，自由就会成为它的反面——专制，必定导致思想的唯我独尊，政治上的极权。胡适深谙此理，对异见从不剑拔弩张。新文化运动中，植物学家胡先骕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反对白话，在媒体上与胡适论战。1925年两胡在上海见面，一起照相。相片上的胡先骕非常严肃，胡适则满脸笑容，并在照片背后题词：我们是两个反对的朋友。可见胡适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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