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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督教尤其是东正教，则无法将自身置之度外，而是反求诸己，对忏悔予以更大期待。这赋予俄罗斯文学受难和爱的特殊气质，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源泉。俄罗斯作家必须给受恶摧残的人和世界找到价值根基，不然他的灵魂不得安息。在少不更事的年龄，囫囵读过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故事都忘了，但小说描述十六岁的主人公如何独自一人，在拂晓时乘着马车去修道院忏悔的情节，记忆犹新：原野，晨雾，树叶落尽的森林，马车上一个满怀心事的少年，多美啊。
这是一种沉郁的美，也是俄罗斯文学特有的气质。去年到俄罗斯，第一次见到伏尔加河，贴着它走了两天，那么宽广、混浊，缓慢而沉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你会觉得，这条河流养育的人和文学，就不会是轻松的。
面对国难和民生的多艰，俄罗斯作家没有中国文人的超脱，他们被“自己有罪”的念头折磨，活得恐惧而卑微。刘晓枫说，大凡个体与外界出现对立与冲突的时候，总不免会产生两条道路，即救赎之路与审美之路，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我们看到，寄情诗文、退隐田园、纵情山水、披发佯狂的中国传统文人，选择的审美之路是“逍遥”；而以原罪精神为主旨的西方基督徒，以托尔斯泰为代表，则选择了救赎之路——“拯救”，即对人性及生存意义的不息追问。最后，审美情怀依靠一种精神假象逾越了现世的恶，可基督情怀则以笨拙找死的姿态承负了现世的恶。
庄子看得很透，他深知人世的本质就是残缺，无法消解克服，人生的意义唯有退守生命的残缺，在欠缺中安之若素。李泽厚把乐感视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意向，其中尤以道家为甚，更强调自然的本能感觉，不倚仗外部事物获得快乐，更有自足性，其最高境界是陶然忘机的生命沉醉。
而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因负恶而沉重，要的是救赎，不是解脱。托翁不要，也不知道如何轻松地去爱。俄罗斯文学的另一座高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他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渴望流着泪亲吻我离开的地球，我不愿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追求一种虐心的爱。
托尔斯泰的负重感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紧张和反感，因为他不让我们活得轻松，迫使我们去想“为什么而活”，很少有人经得起这样的追问。希望活得更明白的想法容易把人逼入绝路。
果然，托尔斯泰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写完《复活》，托尔斯泰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的传统观念，回到宗法制度的农民立场，但那个巨大的问题，如何消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鸿沟——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个多么天真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于是，为了自己的信仰，托尔斯泰背叛了自己的贵族家庭，离家出走，“我不能在一个奢侈环境中做一个掠夺者”。他和贫苦农民挤在火车破旧而臭气熏天的三等车厢里，“非常愉快”。《圣经》里，耶稣被宣判死刑后，背负十字架被押往山坡上，这条著名的路线被后世称为“苦路”，这也是任何一个圣徒的救赎之路，至今还存在于耶路撒冷。离开富足的家园，托尔斯泰踏上自己的“苦路”，这绝对不会是老庄后人的选择。
仅仅十天后，这颗“俄罗斯人民的良心”，八十二岁的老人就客死在一个偏远的小火车站，那是1910年一个风雪弥漫的冬夜。有时想，幸亏离开了富贵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能在这条贫瘠艰难、漫无止境的救赎之路上离开这个世界，终是托翁此生最后的圆满和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