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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回家，都会去一趟东湖梅园，看望一株八百年的梅树。这棵树长在一个土坡上，树体并不高大，也不粗壮，却枝干遒劲，疏影横斜。最最好看的，是它苍劲黝黑的枝干上，会偶尔支棱出一小截青嫩的新枝，缀上几朵粉嫩薄透的梅花，像是一张老脸上开出一口亮白的牙，活脱一个老妖精。每到这个时候就想，人和树真是不一样，人一老就摧枯拉朽节节败退，可多老的树，都可以老树新芽，一岁枯荣。
树的这种生命感，无时不影响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几个月前在北京看过一个艺术展“半木实践”，展示了艺术家吕永中十多年来设计的一些概念性家具。作为建筑师，吕永中以前多用金属和石料做设计，直到有一天他坐在一张舒适的木椅上，突然意识到，“我双手触摸的是生命啊”，从此他的设计材料全部改用木头。
木头在我们的意识里代表着生长、延续等概念，体现了自然的特质和意志。这些年，中国人信奉成功文化，追求一种“满”的状态，一种竭尽所能和效率的极致。而在吕永中的思想里，“半”相对于“满”是一种收敛，留有余地，虽非完满但是平衡。木头作为材料，朴实温存，没有炫耀之心和自我之念，正是表达这种生活哲学最贴切的媒介。在吕永中眼里，木头谦逊诚实，代表了东方文化的某种东西，只有木头，才能让每一件家具抵达他心目中的“中国本质”：一面空灵，一面扎实。
布、皮、纸、瓷、陶、金属，在众多生活材料中，木头是少有的兼备坚固性与温和触感的物质。西方人造房子多用石头，我们老祖宗多用木头。当一间房子造成，你备好盆、碗、勺、家具、饰品、植物，木制的物件就包围着我们。你触摸每一件物品，哪怕只是看，其材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体验。
日本人把遍布日常生活中的杂物和器具统称“杂器”，并称杂器要有正直的“德性”——所谓德性，就是器物的实用、坚固、诚实与服务之心。不具备真正的德性，就不能说是理想之器。每件器物蕴藏有其特殊的质地、温度、触感和气息，而木头的忍耐、健全、忠诚、平易，构成了木头的器物之心。
我抽屉里一直保存着一个木质经盒，那是很多年前去藏区，路过甘孜道孚县，在一座寺庙里，向一个老僧人求得的。这经盒一尺半长，取材于高寒山地上生长了数百年的桦木，由两半圆木相合构成，两半圆木间由牦牛皮割制的皮带穿连。古木硬似铁。因年代久远，盒子上有被油渍固化的污迹，还刻有福颂经文和本教的雍仲符号。经盒在藏人家中常见，是装载经书的工具，寓意信仰与教化的传承。很多藏人从小就背着筒盒四处游走，诵经游牧，直到老死。
僧人说，这经盒由他祖辈传下来，应该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看着这造型简单、做工粗拙的木盒，不知它经历了多少风雪沙石的抽打，多少人的加持抚弄。就是这么一个桦木经盒，也许承载了一个普通藏人家族几代人的宗教生活。信仰者的生活也是牺牲的生活，要用一生来伺奉。那伺奉人或伺奉神的姿态，也能在一些器物上看到，比如眼前这个桦木经盒，既是现实的，又有超越现实的美和神性，这是多么奇妙的呈现。我想，没有什么材质，比木头更能表现这种生命和信仰传承的生生不息了。
近些年，谈起木头，我们听到最多的是黄花梨。这种木材密度大，质地坚硬，含油量高，纹理如行云流水，经蜡烫后呈暗橙黄色，淡淡花纹，暗暗清香，自是佳木。但这等材质，因为稀少，已被现代人当作财富和奢华的标志，又让人觉得疏远。自己人穷志短是一个原因，但昂贵奢华确实也不是我衡量一方佳木的维度。相反，木头的本质是朴实平易的，它几乎是最早与人相伴的物材，数千年里与人相依，享有“清贫之德”。“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不管一个人成就多大的伟业，面对草木，都应该怀抱平实的尊崇和敬意，因为在众多材质中，只有木头，会让人联想到生命，感觉到温度，让人心软。心软是非常重要的事，弘一法师说，修行就是修柔修软。
前几年去云南，在思茅镇的原始森林里看到一片野生古茶树，最大一株高二十五米，胸径九十厘米，树龄两千七百年，被称为“树王”。时间上推算，这棵树生于春秋初期，它的诞生，比儒释道三家创始人还早。“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两千七百年前，是哪一阵风，把哪一粒种子吹拂到这里，从此开始了两千七百年的漫长生长？如今的树王气宇非凡，冠盖如云，可我还是暗想，一块木头的生成，究竟蕴藏着什么呢？种子生根，泥土喂养，经历春夏秋冬的气温和湿度，躲过无数天灾、兽害和人祸；穿行而过的风，飘然而至的雨，人的锄禾耕作，鸟的筑巢歇息，还有一代又一代人在树荫遮蔽下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所有这些，依傍着漫长的时日，凝聚在一块木头里。拥有它，就是神恩，就是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