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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秋天的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领子，走在泥泞路上，穿过胡同和后院，到一个小市民家去兑取执行票。像平常早晨一样，他心情不好。在一条胡同里，他碰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他们被四个带枪的护送兵押着。过去伊万·德米特里奇也常遇见过犯人，每次他们都引起他怜悯和难堪的感情。可是今天，这种相遇却给他留下一种特殊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被戴上镣铐，同样地走过泥泞，被送进监狱。他到那个小市民家去过以后，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在邮局附近，遇见了一个他认识的警官。警官跟他打招呼，并顺着大街跟他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很可疑。在家里，他一整天都无法把那个犯人和持枪押送兵从脑子里赶走。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恐慌使他不能看书和集中精神。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整夜睡不着觉，老是想到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关进监狱。他知道他从来没有犯过什么法，而且可以担保将来也永远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做贼；不过，偶然地、无意中地犯罪，不也是容易的吗？难道不可能受诬陷吗？最后，审判方面的错误难道不可能吗？无怪乎自古以来的民间经验教导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不讨饭和不坐牢。在当今的诉讼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是可能有的，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些跟别人的忧患有职务上和事务上联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等，久而久之，由于习惯的势力，往往会使您僵化得即使想做好，也不能不对他们的当事人采取形式主义的态度。这方面，他们同后院屠宰牛羊看不见血的农夫没有任何区别。在用形式主义和冷酷无情的态度对待人的情况下，要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权利，判他服苦役，只需要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官们因此可以拿到薪水的手续就行了。事后，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小城里找到什么正义和保障！再者，既然社会把一切暴力都当作合理的、适当的必要手段来对待，既然认为一切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判决，会引起一系列不满和报复情绪的迸发，那么，还去想什么公正性呢，岂不是很可笑吗？
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从床上起来，非常害怕，额上冒着冷汗，已经完全相信自己随时都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沉重的思想那么久都没有离开他，那就是说，其中自有一分道理。那些思想实在不会无缘无故地钻到他脑子里来的。
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他窗前走过去，这是不无原因的。瞧，有两个人在房子附近停下了，并且默不作声。他们为什么沉默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里奇白天黑夜都提心吊胆，凡是经过窗口或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着是间谍和密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都坐着双马马车在大街上经过，他是从自己近郊的庄园回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次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从而脸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显而易见，局长急着要去宣布，城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犯人。只要门铃一响，或者有人敲门，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打哆嗦。每逢女房东家里来了新人，他就焦急不安。他碰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吹口哨，为的是要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一连几夜都没有睡觉，等着被捕，可又装着像熟睡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和吁气，为的是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就说明他一定由于良心责备而不安，而这就是最好的罪证。事实和健康的逻辑都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诞无稽的，都是心理作用。如果把事情看得宽一些，不管是被捕还是坐牢，其实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良心上坦然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智有逻辑地推论，他内心的不安就变得越厉害、越痛苦。这倒和一个隐士的故事很相像：那隐士想在处女林里开辟一小块空地，可是他越是努力地用斧子砍，树林就长得越稠密、越茂盛。伊万·德米特里奇终于认识到这样做的徒劳无益，就索性不再去考虑了，完全陷入了绝望和恐惧之中。
他开始不与人来往，躲避人们。他对他的职务早先就厌恶，如今则简直无法忍受了。他很怕他什么时候会上当受骗，怕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往他的口袋里塞点贿赂，然后揭发他；或者是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点差错，类似伪造行为，或者丢了别人的钱等。奇怪的是，他的思想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灵活和机敏，他每天都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认真地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可是，这样一来，他对外界的兴趣，特别是对书的兴趣却大大减弱了，他的记忆力也大大地不如从前了。
春天，雪融化了。在墓地附近的一条山谷里发现了两具半腐烂的尸体——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男孩，带有因暴力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一直在谈论着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想到他杀了人，就在街上来回走动，脸带笑容。见到熟人的时候，则脸色一阵白、一阵红，并开始表白说，再没有比杀害弱者和没有自卫能力的人更卑劣的罪行了。但是这种虚伪的做法很快就使他厌倦了，他略加思考后便决定，就他现在的处境，最好还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待了一天，然后又是一夜和第二个白天。可是冷得很，待到天黑，他就悄悄地像小偷一样溜回自己房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站着，一动不动地留心听着，直到天亮。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有几个砌炉匠来找女房东。伊万·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可是恐惧却提醒他：这是警察装扮成了砌炉匠。他悄悄地离开了住所，充满恐惧，没戴帽子，也没穿外衣，就在大街上跑起来，狗汪汪叫着在后面追赶他。后面的什么地方有个农夫在叫唤，风在耳朵里呼啸，伊万·德米特里奇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集合在一起了，正在后面追赶着他。
人们把他拦住，将他送回家，并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下文还要提到）吩咐在他的头上放置冰袋，给他服点桂樱水，忧郁地摇摇头就走了。临走时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他不该去妨碍人发疯。由于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不久就被送到医院去，被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房里。晚上他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打搅别人，不久又由安德烈·叶菲梅奇决定，转到六号病房去了。
过了一年，城里已经把伊万·德米特里奇完全忘记了。他的书被女房东随便堆在敞棚下面的一辆雪橇上，被顽童们陆续地偷光了。
四
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左边，我已经说过了，住着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右边住着一个农夫，全身脂肪，身体差不多滚圆，有一张呆板的完全没有思想的脸。这是一个不会活动的、贪吃的、肮脏的动物，早已失去了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从他身上不断散发出一股强烈的、令人窒息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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