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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当然地位更为恶化。一个国家的国王过于残暴，国民可以选择向别的国家逃亡。因此国君们都不得不多多少少自我克制一些。而现在，全天下的人没地方可逃了。他们只能听任秦始皇一个人作威作福。
统一了天下的秦始皇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秦始皇是靠军队，靠征服取得成功的，所以他相信暴力和恐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用长城和大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囚禁猎物的大监狱，用依靠枪杆子和严刑峻法，把所有猎物都变成了劳工，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在这个过程中他只遇到了一个麻烦，那就是人民是有思想的。于是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全力取消民众的思想自由，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中国文化特别是上层贵族文化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毁灭性打击。
没有了贵族文化是什么结果呢？俄国小说《沦落的人们》中的一段话，很好地总结了贵族精神消失的后果，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自从贵族开始饿死以后，生活里就没有人了……只剩下些商人……商人是什么？……商人不过是人面兽心的家伙，暂时披着人皮罢了。他粗野，他愚蠢，不懂生活的美妙，没有祖国的概念，不知道还有比五戈比铜币更高的东西……他们不但是贵族的敌人，也是所有高尚的人的敌人，他们贪求无厌，不会把生活装点得美丽些。”
换句话说，没有了贵族，一个社会也就没有了精神旗帜，失去了超越性，也失去了精致和优雅。中国人的群体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残，人的尊严大打折扣。优雅、高贵无处容身，而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现实主义、贫困文化和流氓文化大行其道。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small>（查尔斯·威尔伯）</small>贫穷使人的行为被现实利益完全控制，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风度，不再有超越性。贫困文化进一步沉沦，就是流氓精神，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为了一口吃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日本人渡边秀方这样评价中国人：“中国人有什么事都专讲实利与自利的性质，所以商业方面，是很拿手的。商业上所必要的宽大的忍耐的性质，是充分所有着。中国人别样事情都是很迟钝，唯商业方面则非常机敏可敬……他们只要能得钱，体面、主义、意见那些麻里麻烦的事都一概不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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