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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心是性白以外惟一膺白所物色的同事，在同事中最喜读书，自他到校，同事的读书兴趣都增加，我们办临时中学，多半是他的力。抗战前一年，浙江省政府拟仿广西乡村政教合一办法，委托莫干小学校长兼莫（干山）庾（村）区区长。性白兼了区的事，即由竞心代校内的事，当时尚系膺白主持校董会而如此决定。竞心随临时中学到武康后，在战事末期任浙西行政公署秘书，曾函大纲，介绍一条水路，必要时我可坐船离沪，转往西南。胜利后，行署接收嘉兴，是我故乡，他亦来信，知其将往福建救济分署任事。我与性白商定请他回庾，即由我写信邀他，他立即答允。竞心与肖才均系莫小干部，曾告我随时可应召而归。肖才的太太，离庾村时不甚愉快，故我与性白决定邀竞心时，性白尚以其不受家庭影响，为容易相处一个理由。我们初办乡村工作，为使家庭能常住乡间，发生同样兴趣，且裕收入，故鼓励家眷同做事；这个想法后来事实是失败的。膺白去世，战后我亦不能常住乡间，少调剂之力，提醒之功。适因诸事紧缩，人事简化，故无有困难。
以下是膺白延揽竞心时的两封信：
镜心世仁兄如晤：昨日由杭返沪，得读四日发手教，拜悉种切。弟于廿九日到莫干山麓校内过年，三日午后到杭，昨晨车返沪。此次在杭，寓亲戚家，未到西冷，临行时本欲电约阁下一谈，竟因时促事多，未能如愿。日内不他行，如能于本月十六七号来沪一叙，至深盼企，并盼赐复为幸。耑复，顺颂大安！弟郛顿首。（廿二、一、七）
镜心世仁兄大鉴：顷奉到廿五日发手教，拜悉。大驾已由莫干归杭，学校事亦已与郑、杨二君接洽妥当，至为快慰。此后得兄加入工作，学校前途必更有望。到校后，对于各项施设，如有高见，仍盼随时指示为幸。复颂大安！弟郛顿首。（廿二、一、廿七）
战后庾村当地的准备工作是垦地、修屋，需性白主持。我把这些工作配合在生产计划，即须用哪一间屋，先修哪一间。其他接洽之事都在上海，要我自己注意，一步不能放松，放松即永不能进行。自卅四年（一九四五）九月，我开始设计，直至卅五年（一九四六）清明，始亲自到庾村。我在上海最要紧是等候两个人：吾舅运成在昆明，吾弟君怡在重庆又在长春。吾舅是农业专家，除教过书，他没有做过农业以外的事，运成舅自己对农村有抱负，他的理想“家给户足小康合作农村”与膺白和我的想象目标正同。他在昆明写信给我说：“我是志愿农人，希望‘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我回答说：“甥系家传书痴，觉得‘民无信不立’。”舅年只长我三岁，这是我在南屏教《孟子》《论语》时候，故引二书句会意。庾村复兴应走之途径，应取之方法，在我，除开他没有第二人可以请教。有他这样一个人而不请教，亦是错过的。
君怡对农业和农村都无关系，为我与膺白，他在重庆时已经替我想到运成舅是惟一助我的人，他们已经谈过庾村的事。在中国社会，许多地方我不能自己跑。老朋友家换了门房或接电话的人，我可能被挡驾或几次电话难通，而主人并未知道；到机关里请教事情，更非有熟人不可。有些事大纲难以替我，央君怡代我跑，我可以不拘束不客气。吾舅吾弟自己都有甚忙的职务，亦不定时时在上海，只能由我凑机会、候时间。庾村同仁不能想到此。
运成舅和舅母胡咏絮同致力于改良蚕种有年，复员后他担任中国蚕丝公司总经理，是政府的事，因此他不再复业他们自有的镇江四摆渡“明明农场”。我请问他庾村植桑制蚕种之事，他最初似乎迟疑，我不问其理由，但问庾村土质宜否种桑，和天然丝的前途。战前，我们农村改进会曾劝告蚕农，弃“旧种”而用“改良种”，第一年请先试用而后付价，若成绩不如旧种，则补偿其所损失。蚕农用改良种而产量大增，从此每年到学校预定，称为“学堂里蚕种”。有此信用，打动我设场制种之念。有些蚕商，不定自有桑园，购叶饲蚕，易多病害，损及蚕农。“蚕商”指制种者，“蚕农”系养蚕制丝者；我们是制种。庾村系山乡，有自然隔离，我们垦地植桑，土质虽差，而病害少。蚕与桑二项技术人手，舅之经验甚多，有时还可以请教舅母；事遂决定。由大纲向中蚕公司定购日本密集种桑秧。这种桑树干少而叶多，需耕地较少，一年后即可采叶。
“莫干蚕种场”即在卅五年（一九四六）成立，以藏书楼及莫干小学一部分校舍为制种杨，请吕秀梅为技术主任，沈春富管桑园。运成舅送其“明明农场”一部分遗留的旧用具。卅六年（一九四七），我们的“天竹牌”蚕种已经上市。关于蚕种场的一切，我请秀梅、春富听运成舅指导，不必问我。“天竹牌”蚕种，到一九五〇年我出国时，已成浙江省第二号牌子，仅次于在江浙两省有数十年历史之“老虎牌”。
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底的一日，运成舅及舅母同来吾家，告我“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将有乳牛运到中国，这是复兴农业很重要的一件事，庾村应有资格申请，由我自向当局请求，则知道庾村历史，获准较易。“牛”比“蚕”我更不了解，知非轻而易学。到此时止，我还没有向膺白的朋友作过任何请求，如何拿这件小事相烦？我踌躇不决。其时垦地植桑之事，因性白迟疑，还未决定，我正在焦虑和茫茫。为庾村必须有一“远景”，以打开“窄路”，我起了得失心。终于将乳牛的事，写信给在重庆的张岳军先生。岳军先生是胜利后第一个函电频来探问我的朋友，上面《分手与身后》章中曾附录其来信之一，他对南屏亦曾赠款。
报载蒋夫人回沪，我已八九年未见她。膺白丧中承她几次见访，我搬杭州，她还来过。抗战后，只通过捐屋一个电和对游击队意见一次信。我急想见她，送函请约期往晤。阴历正月初十我的生日，中午有几家亲友来同吃面，上海市政府送来纸条，叫我到贾尔业爱路见蒋夫人，时距约期极促，幸路不甚远，我亦整装可发，遂向客人告罪而行。我告诉蒋夫人已吃过饭，她如未吃，愿陪坐多谈一会。在一顿饭工夫，我陈述所拟的庾村复兴计划。我希望两项“联总”的救济品：乡村医院设备和乳牛。她告我医院设备不需代价，只须自有房舍，但已分完，有机会再为留意。乳牛须价购，尚在分批运来，叫我回家写一申请节略，她派人来取，代为送去，不必问价，说定给庾村乳牛五十头，种牛二头。我知道是她所送，兴奋告谢而归。后来蒋先生到沪，离沪前送给我一张支票，抬头是莫干小学，叫我作一部分牛价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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