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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初无远行之计，但感觉必须静定下来，不是消极，即积极亦须静定而后能知虑。我们悔悟在国内时生活昏沉，失败乃意中事，多数的人谈政治不看书，不求进步。在东京看见国内的报纸，称我们为“乱党”，舆论无力而无公道，是我们最痛心一件事。膺白劝人乘闲读书，自己关起门来读书。他自编文法教我日文，中国人学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买书价廉物美，欧美各地新书有极快途径到东京书店，或很短时间译成日文。他说放弃这机会是可惜的。他并不强我学日语，学日语与学其他外文同，需要时间与机会。他为我打算，能看书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我们的房东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儿和一无母外孙女，住在楼下，楼上两间房让给我们。日本房间仅有纸障隔分，两间等于一间。家具只一矮几，供写字用。他们男女多能悬手写字，女人的字同样有笔力。室内最舒适的起居方式，是一盘茶，围炉坐在厚而软的垫子上。炉是一只磁质炭盆，水壶放在炭火上，烟灰头弃炉灰中，一坐下来，煮茗含烟，尽在方丈之地。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极重伤寒症，病愈饮食不慎而复发，亡命后肠胃久不恢复正常。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势不惯，甚苦，遂买了一张书桌及两把坐椅。膺白很喜欢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酱汤，故将早饭包给房东，有时午饭亦参加她们的烤鱼和煮黄豆，因此厨房的事十分简单。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们太讲究吃，他对饮食随便，而我比他更随便。老太的外孙女八重子，是一个十二三岁的中学生，每日放学归亦来招呼我们一声，叫我们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欢她的安详。我和膺白亦称老太为伯母。后来我们离开日本，几年后再度经过东京时，老太定要我们吃她一顿饭，只烧一样菜，是照我在她家做过的火腿炖鸡，人情味同中国前一辈的人一样浓厚。
上章说过替膺白买书的江口先生，对我是膺白的助教，来一次总要讲些名人的家庭故事给我听，如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组过阁）的太太、广濑中佐（日俄战争封锁旅顺口而自沉，日人视为乃木大将以外另一军神）的朋友等等。他不知道我是从小已经受过这类刺激教育的人。膺白常怪他买书时选择太严，费时甚多。这种爱书而不随便化钱的穷读书态度，实是可敬。吾家日文书大半经过他手，在中国时，他来的信里常是书评，即不买之书，亦说点内容和所以不买的理由。这样的人在日本极平常，我看了认为很难得。他曾经告我，所识中国学生中，膺白是极爱书的一个。我当时还未到过欧美，拿上海望平街北京琉璃厂，和日本出版界相比，“读书人为中国社会中坚分子”一个观念，不禁惶惑起来。
那时日本还没有实行减简汉字，他们的中学里就有汉文教科书，我曾买一部看，而无机会听如何讲读。日本早期的学者和开国的元老，大都精通汉文。我见过的书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写的序文，都是很厚重文体。日本人亦多能汉诗，上面说过犬养《木堂诗集》。平常背得出几句中国旧诗，谈吐中不经意而出的雅人，在前一代的日本人中还不少。日俄战时的东乡大将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句，“知行合一”之学，在日本盛于在中国。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全家殉国，日人尊为军神，他的“王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成尸作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绝句，为国家杀敌制胜而归，胸怀若此！这些，在我们亡命时，都重新添一番感触，何忍再打算在自己国里流无辜的血！
日本人虽受中国哲学影响，他们没有取我们的“家族伦理观念”。他们的爵位传长子，财产亦然，家庭间有独立而不倚风气。但很重视我们的忠和义。武士道训练由此。他们一般人都守法，法不蔽亲，以此完成社会秩序。两千多年前我们孟子的一个学生发问，假定舜为天子，瞽叟杀人，皋陶为士，则如之何？这问题实在很好。皇帝的父亲犯了罪，舜是圣人做皇帝，皋陶是圣人做法官，如何处置这件事？孟子的回答分两段，他第一句说：“执之而已矣。”而第二句说：“舜弃天下如敝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他对法律主张严格，而对伦理亦婉转维持。日本戏剧里，有做警察的儿子对犯法的父亲，经过种种悲痛不忍的姿势，而终拿出手铐来。他们的教育，“法”与“情”之间，从“法”。他们的汉文书里有一课，大意如下：某某先生问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为大将，孟子副之，来征吾国，如何？”弟子不能对。先生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效死，击退之。”此即孔孟之教也。他们虽曾崇拜过我们的孔孟，然时时谨防受麻醉，他们对国家大义分明。
我见过一册竹越与三郎着《人民读本》，内容是日本国情和国力的现状，和政治设施的意义、目标，与世界其他强国的比较差别，国民见之，可以了然世界及本国的现状，是对国家的常识初步。这正是中国国民目前所需要，我劝膺白写中国的《人民读本》。他说没有正确统计，没有已上轨道的事，将什么报告国民？比如军备，其时日本常备军二十个师团，添一个二个师团要经国会通过。兵是国家的兵，顾国防亦须顾财政，关涉的事要一一算得出，说得出。清末练新军尚有步骤，我们浙江至最后始成镇（师）。民国以后，南北都如不羁之马，聚集在江苏就有二十六师之多。膺白本人就是负责编遣这些军队的人，可惜只是片时片段的整理，不久军事又起，这番难得的工作竟成绝响。人只知其解散自己的兵，而不注意其编遣而整顿地方秩序之心。为写《人民读本》，引起了许多心事，他说何从下笔？我建议一面写“常”，一面写“变”，即照理中国应该如何，而此时则实际如何，把一篇烂污账请国民过目判断。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我们回到上海，听到中华书局陆费伯鸿（逵）先生言，请梁任公先生编一《国民读本》，其用意甚相仿佛。我们觉得任公是写此书最理想人物，从此放下这一条心。
我们亡命时经济状况，有已得的出洋经费，可以维持生活，然还有缓急相需不容己的用途，因此我把饰物都变卖了，链接婚纪念品亦不留。这种心理解放，是从我母亲处学得。连累一对朋友夫妇，他们暗中立意要补偿我其中一件纪念品，是膺白送我刻有字的一只钻戒。二十年后，我真个接到他们这件高贵礼物，和超过礼物百倍的友情。我珍藏而不使用。又十余年，待他们的长子——我们的寄儿结婚，我拿出来作为贺礼。少奶奶初从四川到沪，带上这件有意义的纪念物来看我，我说不出的欢喜。这对朋友即张岳军、马育英夫妇二位。数十年的友谊中，这件特别为我的美意和深心，我不能不记的。
靠有限积蓄而不能持久的亡命同志，动念到南洋经营农业。听来的消息，以前许多不识字赤手空拳闽粤劳工，到这法治而有秩序的白人殖民地上，立过很大的业。以为吾辈读过书的人，当能团结作成更有意义的局面，而自己亦能借以生活。俞咏瞻上代是商家，说起来似乎多懂些，来约膺白同行。这时英士先生已往大连，膺白曾以所知东北情形，尼其行而不果。在东京热心组织的人，关照以后见中山先生称“先生”而不名，同志间在背后提到中山先生亦只称“先生”。民国初年，不崇官阶，而提起中山先生、克强先生，都含十分敬意，都从自发。
我们决定到南洋之前，买了几种日本人所作关于南洋的书，膺白看了叫我亦看。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春三月，我们到了新加坡，这是英属南洋群岛中心点，欧亚往来必经之路。我们在旅绾小住，看形势后即觅屋居家。招待我们的陈楚楠先生能讲国语，他自己有一小型橡胶农场。我们参观其他农场时，亦坐陈君的车，每次他都陪行。后来我们时常遇见的还有一陈咏商君，是侨商家西席，丘文绍君是《国民日报》评论员，则不但通国语，且能国文，但不属产业家。
这里触目都是中国人，自巨富以至苦力，什九是中国侨胞。巨富大半由苦力出身，苦力中有自内地贩买而来的“猪仔”。“猪仔”者，自己卖身的奴工，有定期契约。其中聪明强干者，到卖身期满，出来向政府领地拓荒，以自己的经验，再从中国贩运劳力，种植橡胶椰子之类，五七年成熟，寿命甚长，出产源源不绝，遂以致富。其从事蔗糖咖啡，或开锡矿，办法相仿。当年凡急待拓荒的殖民地，鼓励人去开发，沃野千里，领垦不须出价，只要在规定的年限中垦荒成熟，不垦则地须收回。拓荒最要在劳力，此外则有银行可以周转资本。白种人怕热带生活，土人不够伶俐，中国人忍苦耐劳，遂成适应环境的骄子。这状况直到最近始成问题。然中国人在南洋的贡献功不可没，侨胞对本国贡献，亦始终是正号而不是负号。
亡命客到南洋站住而有成就者甚少，原因不一。侨胞大都为闽南的漳州泉州人，和广东的潮州人。语言比普通福建广东话更难懂。领事馆或社会组织无材料供后来者问津，指导与互助更说不上。有钱的人在自己愿意时，不吝捐款作善举，而很少肯指导别人成功，尤其与自己同类的事业。故请教外行人不得要领，请教内行人亦不得要领。人地不熟，名姓须假，虽殖民地，银行开户不能用化名，往往一到即将生活费交托侨商周转，后来整存零取，一事难成。去时以为略具知识，小有资本，成就较易，到后始知不然。做生意的人，必须对钱神经甚敏，利用不使一日空闲。这次亡命去的人不向侨胞捐款，然手头有限资本不能耽搁。据我所知，只一二不在乎耽搁的，交给所熟的人代为经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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