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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白许愿在北方竟辛亥之功，然时时以国家为前提，不以革命为究竟。现在，社会不以他为异己，当局看他作书生，他可以加紧努力了。北洋军阀虽已分裂，然地盘广大，根蒂深久，对国家为祸不为福，去之却亦无法。皖系曾与日本结深缘，误国家众所周知。奉系则入关而争，不惜放任后顾之敌，退而自守，又厌恶其索偿与掣肘，忽视外敌，与我们根本难容。首都革命之愿，于是寄在直系，直系虽颟顸，而无国际背景。膺白与冯焕章先生共事时，除基督教，尚不闻其与国际有接触。
膺白到过洛阳一次，吴子玉先生邀与同饭，同往郊外试炮，听其言论，甚为失望。他说：“科学吾国古已有之，格物一章而今亡矣，就是到西洋去了，老子出关西去，格致之学被他带走。”试炮时，自称其目测之准，遥指一点，说若干米，试之果然，左右叹服。这样自封自是态度，当大任是可忧的，与新世界亦距离太远了。十年后，他还告诉膺白：尧辟四门即国会。
吴甚厌恶冯，抑制其发展，冯两次失去已得之地盘，而队伍则反扩充，由陕西而河南，到北京郊外的南苑北苑，就陆军检阅使一个空名闲职，所部饷项无着，张敬舆是其在二十镇时老上司，吴抑制冯，张则帮他。在张组阁及陆军总长任内，准冯之队伍正式编为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并指定崇文门税关及京绥路局两处，为冯军饷项所出，冯于是反而得到在近畿练兵机会。
南苑与北京间汽车一小时可达，膺白与冯见面机会渐多，渐渐熟识起来。他请膺白去作定期讲演，膺白每两星期出城往南苑一次，每次讲演两小时，冯自己与全军营长以上官佐同听。膺白这时在北京很忙，在内阁、北大（膺白在北大讲军制学的稿系岳军先生代笔）、师大，担有职务或功课，但从不却冯氏之请。往南苑的路极不平，我们的车很旧，两小时往返路程，两小时不断讲话，他夙有胃病，颠簸而归，常捧着肚子叫痛，许久说不出话。我几次劝他告假，他说：“这个集团可能为北方工作的惟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局势，或者少误国家事。”无论如何忙与累，南苑之行不怠，自然而然，与冯常常谈起时事来。一次，冯说到李汉老如何云云，膺白问其人是谁，冯笑曰：“您老在阁不识此人？”盖曹之嬖人李彦青字汉卿，要人无不与之结欢者。冯亦请过膺白阅他的兵，黎明骑马越阜跃沟，同看操。膺白最后一次在冯军讲演毕，请冯开一名单，定一日期，他要请其听众冯之部属到吾家吃顿便饭。膺白一向不私下结欢有力者之左右，恐乱人秩序。这点，好处在有力者对之无疑虑，坏处其左右以为他目中无人。这日请的是晚饭，但客人很早已从南苑到来，且传述冯关照的话：“黄先生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这是仅有的一次，在我们糖房胡同寓所，请冯部属，从来没有请过冯自己。
北京城里通常应酬很多，打牌是常有的事。太太们请客更是请打牌，帖子上写着下午二时，我以为是请中饭，按时而往，上过当，闹过笑话。后知不打牌尽可迟去，然七点钟该是晚饭时候，不能再迟，到则见满屋一桌一桌的牌，人多则分作几间，往往到八点九点还不开饭。大家心在牌上，可怜燕翅全席大半敷衍了事，有庶务科算账。亦有放着鸦片烟盘提神消遣。混在其中，日日往来，话即好说。在势之家，素不相识之人，逢着拜寿道喜，只要肯随俗，即可上门，如此相熟。我本非怕出门之人，经过这些，视酬应为畏途，朋友说我生“怕见人”病。我家亦不能舍正事而款待多方。请客无此铺张，索然寡欢。心以为非，不敢表示，不参加之事须小心设辞，不然故意立异，在小节目上不随俗是非常得罪人的事。膺白应饭局亦务必周到，朋友告诉他：宁可到而不吃，不可不到。有一次赴五个饭局，空腹而归，此种生活，我们常常叫苦，觉无地自容。他僚友某君，一次很认真要我劝膺白从俗，他说：“谁家谁家，来者不拒，宾至如归，厨房同时开得出几桌酒菜，议员记者随时光临，情不疏隔，自然攻击减少，笑骂不生。”他说：“外面称膺白为穷总长，不请客，不联络感情，这样如何做得开，实大大影响其政治生涯。”我谢他好意，但说：“乌烟瘴气必同归于尽，正想尽力维持一点清明空气，不拟劝也。”膺白在职时，除在署秘书外，家里有一人专为他答复介绍人事的信。他的朋友唐少莲（凯）先生素称忠厚，常常搁笔大笑，要求之离奇，与措词之幼稚，出意料之外也。参众两院议员之信尤多，不必相识。岳军先生在北京的一段期间，住在吾家，代膺白见客。岳军先生见客后，用小册记明事故，有许多人仍要见膺白自己，而事故亦多半为请托。一日早餐时，二人面红耳赤而散，我奔走其间相劝。岳军先生要膺白耐烦，人事周到，误会可少，原为膺白。膺白最不长于人事，无办法而敷衍，不肯。夙有胃病，饭桌上甚易动气。这实是民生凋敝到极点，群向政治机关谋生，而少数集团犹是杳无止境地醉生梦死。贤如蔡孑民先生，其介绍北大学生书信之多，不可胜数，青年出路之难可知。膺白回国初次任职，第一个引用的北大李君即蔡先生所介绍。
膺白在教育部时，一次不知内阁同僚中何人生日，同人公宴唱堂戏，事后庶务来收账，总计七千余元，每人摊派二百余元，门房问我是否送教育部。教育部是最苦的一部，薪水常欠，我愿在家里付出。不久，又来一份“同人公启”的堂会通知，请签名，我叫门房退回，说已另外送礼。我退回公启以后，正恐过分得罪了人。事有凑巧，次日见报载冯玉祥启事一则，大意言同僚有庆，分别送联致贺，时势艰难，不再参加公份等语。这是北京城里少有的话，颇煞风景，却令人称快。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的秋天，又一次直奉之战正开始。此时直系当朝，奉系为敌，皖系赋闲，在南方则粤系为尊。奉皖粤有三角联盟之说，信使往还。
一天夜里，膺白回家特别迟，他告诉我在船板胡同冯先生寓所谈天。膺白没有到过冯的私宅，我亦初次听到冯住船板胡同。这日，他们先在另外一处地方晤见，冯邀他到私宅，谈话只他二人。从行将开始的内战谈起，膺白反对内战，“万恶之内争”一语，在其文章和言论中屡见不鲜，冯所深知。冯语膺白：“吴二爷脑筋里没有民国的民字，这样穷兵黩武下去怎么好？”吴二爷即吴佩孚。于是他们谈到深处，渐渐具体，拟以一支精兵倡议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未竟之功。冯又告膺白：“胡笠僧（景翼）、孙禹行（岳）二人是辛亥同志，此时都带着兵，可商合作。”后孙以大名镇守使调入京，与曹兵分守城门，冯或与有力。
战事开始，直军分三路迎敌：吴佩孚由洛阳到京，任总司令兼第一路，向山海关；王怀庆任第二路，出喜峰口；冯玉祥任第三路，经古北口向热河，第三路乃不重要的冷门僻路。这时颜惠庆内阁新成立，膺白复被邀担任教育部，他已经与冯有约，自知不久将与直系为敌，不愿留此痕迹。他辛亥对军咨府几个朋友和长官，常觉耿耿，不欲再有一次公私不能兼顾之事，故坚辞不就。直系的人因其前次在教育部，调解部校罢工罢学风潮有效，此时前方有战事，后方更为吃紧，一再劝他。请他到总统府，曹当面告诉他：这是苦差使，知是委屈。以冯与有交情，挽冯再劝，膺白第二次担任教育部总长实出于冯之劝，其理由为在内阁消息灵通，通电通讯亦较便。故虽就职，尸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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