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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津一个月后，父亲母亲在报上见我被录取的消息，这是一九〇六年。我生平名不见经传，这却是第一次见报，忝居榜首。我函禀父母，选入偏重文史之部，功课全在甲班，考试成绩得最高津贴，每月十元，足以自顾衣着。我与其他同学不同，须改换女装。
在家塾时，我们都用最廉价之笔墨，到津后，自己出入书店，虽无补我拙劣的书法，我慷慨买上等纸笔文具，有时迹近浪费。
社会是期待我们的未来，不是奖许我们的既往，如此对待仅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实在大厚了。我不能不感谢在家塾的老师们，不疏忽我们，使我们得接受这样的机会。
在天津，我们前前后后的老师中，董宾国（士佐）先生四川人，孙师郑（雄）先生江苏人，邓和甫（毓怡）先生河北人，都教文史十分认真。我在嘉兴时，未读诸子书，邓先生是注意学术思想的人，引我们认识先秦诸子，提示时代地域与思想文体的关系。他叫我们看一段文字，评论其为某类作品，这亦是一个速成教法。讲堂上读不了多少书，然如果好学，亦可借以得点门径。我始终不是做学问的人，但受邓先生影响甚多，我的读书方法常照他所提示。他是吴汝纶得意弟子，留学日本，剪了辫子将假辫钉在帽子上，夏天亦带着黑纱瓜皮帽。教地理的南通张蔚西（相文）先生早年旅行西北，是中国地理教科书最早作者，我在私塾时已读过他的书。这几位老师若非官立学校经费充足，若非大邑集各地之才，是不容易遇到的。
我们有四位外籍女教师：两个日本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与同学们最亲近的是那德国先生贝安纳小姐，她教的是德文和图画。她本是一个油画家，请来为西太后画像，到京后期，安插在我们学校。没有一位先生像她那样在功课以外关心学生的生活起居，学生有病住病房，不管是否在她班里，她无有不去探望。她看我们饭食不够营养，冬天每日送我们一大锅牛奶，放着可可粉，摆在饭厅里，要大家取喝。大半的同学没有吃过可可糖，亦不喜欢牛奶。她又觉得我们不够社交娱乐，向监督说明，请同学到她家里，或由她带到她朋友家里。她用心学中国话，与中国教师家庭往来，大概还从德文书里读中国历史文学。她和中国人亲近，很模仿中国风气，比传教士不同，与外交官亦不同。她会说英法语言，非万不得已不肯说。德文班里同学每人有个德国名字，她选择给我的名字一改再改，解释意义给我听，不知要把多少好的意义给我，最后决定的，是含有勇往直前之意。她一心希望我到德国读书，以为我的年纪读完中国书而去不算迟，曾有一个暑假她想向监督商量带我去北戴河。我后来回到南方，她还介绍驻上海德国副领事裴尼赤，请其为我寻一德文教师。那时同济大学还未开办，上海很少读德文的人，裴先生热心介绍领事馆的秘书巴克洛，教了一短时期，不受薪水，我甚觉不安而中止。我历述这段故事，记一个外籍女教师的认真和热心，亦表示她们一个国民在异邦所努力的情形。吾弟君怡后来到青岛读德文，我母亲的决定可能受我一点影响，则又是一件事。十余年以后，一九二二年之春，我和膺白同到柏林，事先写信告诉贝先生，时黄伯樵、郑仲完夫妇，和吾弟君怡都在德国留学，她日日向他们探问我的行程。我抵柏林不到一日，她的电话来了，立刻拿了一小盆花赶来会我。我亦和伯樵、仲完、君怡同到她离柏林半小时火车路程的家里玩过半日。时德国在第一次大战新败之余，物资缺乏，人民生活刻苦到极点，她饷客的咖啡没有糖，黑面包没有白脱油2而她的画，她在中国所拍的照，她译的陶渊明诗我不知对不对，都陈列着给我们看了。她几次拿着预先写就给我的信而到柏林访我，她说我不在家或没有空，则留下信以当晤言，不虚此行，我常当着她面读她的信。她愿意为我和膺白画一油画的像，许我们只需要面坐一次，给她一张相片和看看我们所穿的衣服。正巧已经有徐悲鸿先生为我们在画，我们谢了她；徐君时在柏林学画。我离开柏林的时候，贝先生当面送给我一件纪念品，包扎甚好，同时交给我的信里写着，是她家藏的一件磁器，是德国人从中国学得的东西，叫我回到中国再开看，以免包装之劳。这件磁器是一兜花有盖的碗，带回一点没有破损，我保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方失去。
在天津的师友，我直接相从之时虽不长，因后来吾家又卜居天津，我的妹妹性元亦到天纬路女师读书，她的年级为第十五期。教师中有我的同学，我去访同学且接妹妹，差不多每星期到天纬路一次，而我卜居天津最早的理由，亦即为与天津有过这段历史。三十年后的一日，在北平，沅叔先生邀我们尚在平津的同学相聚于其“藏园”，我答席于寓所，师生皆有诗纪其事，惜均不存。只记沅叔师诗有“湖楼问业愧称师，老蛙虫鱼笑我痴”等句；同学陆清如（绍芬）诗有“小聚宣南列绮筵，梅花香里话前缘，回思共砚津沽日，七十人中最少年”之句。第一期三班一百名同学，终其事者实仅七十八人。孙师郑先生的诗尚存，其一首曰：“清才弟子胜于师，把盏犹疑梦幻时，话旧尽多三益友，写怀各赋七言诗；病须止酒难谋醉，老尚耽书自笑痴，人寿月圆符吉语，再迟卅载我期颐。”这四支韵系由我起，我的纪事句曰：“千里担簦远事师，卅年弹指忆当时，及门最少同参鲁，学句维艰羡赐诗；多难从征常是憾，伤离小叙益如痴，今朝幸作忘忧会，且向金樽觅笑颐。”沅叔师曾到过莫干山，他喜游山，他的游记有时登在天津《国闻周报》，我读过他的单行本《秦陇纪游》，是游华山后作。来莫干山是在其游黄山后，他题我们白云山馆纪念册诗曰：“踏残黄海莲花蕊，来访吴王铸剑池，筼谷深沉供笑傲，白云无尽写襟期；四方多难宁长隐，一壑能专亦自奇，竹露烟霞容久坐，好教北客洗尘缁。”
我手边尚有沅叔师几封信和师郑师一页改笔，将永为纪念。我与母校最后一个纪念，为赠沅叔师所影印的善本《周易正义》，书后有他手写长跋。当付印时，我承命预约十部，出版后仅求五部，四部分存于文治藏书楼、新中国建设学会等处，皆有师手题第十六、十七部字样及膺白和我的款。其余一部我请师直接由北平寄赠天津母校图书室，后有母校图书室执事某君到山，提起收到此书而未知来历；我申述原委：这是“最早的师生”合送的一件纪念品。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