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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年幼的米拉为这片“黑暗的湖”所吸引，我们又如何能够否认，我们心底里都有这么一片“黑暗的湖”呢？几乎是与生俱来。况且在路易丝的身上，她表现出来的人性黑暗不过是一闪而过。路易丝加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夫妻的生活中，至少在开始时，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改变，他们对她也充满感激。他们用自己认为妥当的方式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给她买小东西，设家庭晚宴的时候邀她入座，向朋友们介绍她，就像介绍自己一个熟悉的朋友，他们甚至带她去希腊度假，去看平生从未见过的美景。
事情或许就是从去希腊度假开始的？她隐约发现了生活还可能是别的样子，而不是她逆来顺受的唯一道路。一旦坠入兰波所谓的“生活在别处”的陷阱是多么危险啊，必然和包法利夫人一样幻灭，知道自己的生活永远没有转向另一种可能的机会。路易丝之所以能够平安地度过大半生的时间，只是因为她不像爱玛·包法利夫人那样，读过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或者去过昂代维利埃侯爵的府上——可她如今去过希腊了——培育过不属于自己的欲望。于是，保姆路易丝自己都不知道，从希腊度假回来，回到自己狭窄的单间公寓里，暗暗期待着保罗夫妇求助于她时，她已经将附着于这个家庭当成自己实现价值、改变境遇的救命稻草了。
只是这根救命稻草如此脆弱。在路易丝要抓住这根稻草的时候，阶层的差异便显现了。保罗一家与路易丝的相处看似与不同阶级阶层的矛盾无关，只与得到“公平、合法、合理、自由”等一系列大革命价值观保障的利己主义相关。路易丝越是深入这个家庭，越是容易引起保罗和米莉亚姆的警觉，他们不再能够单纯地沉醉于路易丝让这个家庭变得井然有序起来的种种魔法，内心里开始暗流涌动，有过几个回合的试探、妥协与斗争。但是，一切都——太迟了。
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在《温柔之歌》中始终是一个强劲的不和谐音，同时也是旋律动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许，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当十九世纪戏剧化呈现的阶级差异被渐渐抹平，社会分裂成规模更小的单位，甚至是干脆分裂成个体之后，人会异常孤独。没有人真正了解路易丝：她的雇主、她看顾过的孩子、她的房东、她的丈夫和女儿。和保罗一家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格林伯格夫人说她在出事前见过路易丝。凭借自己的想象，她并不见得很忠实地回忆说，路易丝向她坦陈自己在经济上遇到了麻烦，债务堆积，无法应对。格林伯格夫人简单地将杀人的原因解释为路易丝将自己的绝望处境转化成对这个社会的仇恨。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原因可能更简单，“面庞如海水般平静”的她的唯一信念是要在保罗一家继续待下去，她害怕两个孩子长大了，她在这个家庭的价值会骤然消失，于是她一厢情愿地希望夫妻俩再生一个孩子，于是她一厢情愿地铲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现在的两个孩子。
在《温柔之歌》里，人与人的不可沟通自然不仅仅是通过路易丝来体现的。和路易丝构成两极形象的米莉亚姆也无比孤独。受过教育，改变出身，突破传统，这一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诱惑和号召并没有能够让她走出孤独的宿命。米莉亚姆是个很丰富的现代女性形象，也承载着种种因为丰富和世界性而带来的内心冲突：种族、性别、公正的价值观与不可抗拒的利己主义。她应该算是《温柔之歌》里的人物高潮，与杀人但因果链单纯得令人觉得荒诞的路易丝彼此映衬，共同将小说——以及事件——推向了杀人这一出口。她一路都在抗争，用教育抗争出身，用职业奋斗抗争性别上的不平等，用公平——她是个律师——的信仰来抗争社会身份的责任带来的不适感。甚至不需要同为女性，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米莉亚姆“有时，在一旁看着路易丝和自己的孩子，会有一个不算残忍、但却令她羞愧的念头在心里一闪而过。她觉得，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的生活。在我们自由的时候”。米莉亚姆需要抗争才能够进入职业生涯：她与丈夫保罗的关系不坏，然而在为自己争取工作的权益时，她在心里对暴露出自私面目的保罗（这种自私她又何尝没有！）说：我恨你！进入职业生涯，她同样需要抗争，才能克服因为不能照顾孩子而带来的罪恶感。
身份同样是米莉亚姆微妙的隔离感所在。米莉亚姆是北非人，但是她不愿意和孩子说阿拉伯语，聘用保姆的时候也暗下决心，不想聘用同一种族的人，原因是“担心自己和保姆之间会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和亲密感”。——一个表面上已经融为一体的社会所隐藏的更为细小却无处不在的分裂，只通过这么一个念头轻轻松松地道了出来，这的确是年轻的蕾拉的功力。
于是我们毫不怀疑，杀人必然成为事件解决的唯一出口。就像我们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品中，必然要通过死亡——杀人或自杀——来达到戏剧的高潮。所以我们接下去的问题是：西方社会从十九世纪不就已经将平等、自由、博爱的价值观深植于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内心，用以取代忍受、顺从和宽恕的宗教价值了吗？为什么，和十九世纪的所有现实主义小说预言的一样，人与人之间突破某种关系的唯一解决方案还是暴力？看上去，社会竟然与当初法国大革命设立的理想，亦即创造一个能够容纳所有不同存在的社会的理想似乎越来越远？如果我们把路易丝和包法利夫人放在一起，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过去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路易丝与爱玛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因为没有像爱玛一样，有过无忧无虑在修道院里滋养自己的资产阶级梦想的机会，路易丝从陷入绝境到果断杀人的过程更短。路易丝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的家，她按照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保罗的家庭。但是她还算清楚，这种生活方式的旁观者与这种生活方式的拥有者之间的界限。界限是通过路易丝出走的女儿斯蒂芬妮的嘴巴道出来的：“漂亮的、看上去很有权势的女人打走廊上过，在孩子们的脸颊上留下口红印。男人们不喜欢在客厅里等得太久……他们愚蠢地微笑着，跺着脚。他们催促妻子，接着帮她们穿上大衣。……有时，斯蒂芬妮非常恨他们（孩子）。她厌恶他们捶打路易丝的方式，还有他们如同小暴君般对她颐指气使的样子。”路易丝本人懵然无知。直到她开始暗暗地尝试跨越自己与雇主家庭之间的界限，悲剧才悄然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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