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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列克的缘故不得不增添的篇幅有两处，或者毋宁说是增添的篇幅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必须一步步引导他上场。他得逐渐朦朦胧胧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莫瑞斯所乘的马车进入彭杰庄园后，曾从一个男人面前驶过。阿列克从那个模模糊糊的形象出发，经过蹲在钢琴旁边的仆人、不肯接受小费者、出没于灌木丛并且偷吃杏者等等阶段，发展成既给予又获取的爱情共享者。他得从虚无中隐隐约约出现，直到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人物为止。这个过程的处理需要谨慎。倘若读者对即将发生的事知道得过多，他可能感到厌倦。倘若他知道得太少，就会感到困惑。就拿博雷尼乌斯先生离开他们之后，他们二人在黑暗的庭园里的几句对话来说吧，这已经开始预示着二人之间最后的决断了。这些对话可以透露多少，要看它们是怎样起草的。我起草得恰如其分吗？或者拿阿列克来说，当他巡逻的时候，听见了莫瑞斯那孤寂的狂叫，他应该立即响应呢，还是按照我最后定稿的那样，他犹豫不决，直到第二次听到后才做出反应呢？解决这些问题无需很高的技巧，没有亨利·詹姆斯[14]所想的那么高。为了让读者对最后的拥抱产生共鸣起见，写作技巧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阿列克上场后必须把情节逐渐展开。他冒了一次风险，两个人相爱了。有没有任何这种爱情能持续下去的保证呢？完全没有。那么，就得凭借他们的性格，他们相互间所持的态度，他们所面临的种种考验来暗示这种爱情会持续下去。这样一来，最后的部分就势必比原先预想的长得多了。大英博物馆那一章也非延长不可，后面又新插入一整章。这一章写的是在博物馆见面之后的那个充满激情，然而心烦意乱的第二夜。在此章中，莫瑞斯进一步表明心迹，阿列克却尚没有这样的勇气。在初稿中，这一切仅仅是点到为止。同样地，在本稿中，阿列克也在南安普敦那一场之后孤注一掷；而在初稿里，我没让两个人最后重聚。为了让两个人最大限度地相互了解，就必须把这些都写出来不可。直到若干危机、若干恐吓被克服之后，才能准备拉下大幕。
在莫瑞斯与阿列克重聚之后的那一章里，莫瑞斯把克莱夫数落了一顿。本书只能这样结束，起初我并不是这样设想的，其他人也没这么设想过。我还在某人的怂恿下写过一篇尾声。采取的形式是数年后吉蒂遇见了两个伐木者，消息传开，引起一片哗然。尾声嘛，还是让托尔斯泰去写吧。我这篇尾声之所以归于失败，一部分原因是：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912年左右，而“数年后”就会闯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完全变了样儿的英国。
此稿搁笔以来，确实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最近一位朋友指出，它只能唤起今天的读者对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兴趣。我觉得还不至于那样，然而它的确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不仅是由于没完没了地出现陈旧的东西——十先令金币[15]的小费，自动钢琴的唱片，有腰带、前后打褶的男用短外套，《警察·法庭公报》，海牙会议，自由党，激进派，国防义勇军，无知的医生，挽臂而行的大学生；而且还有一个更不可缺少的原因：在此书所属的那个时代，英国尚有能够消失踪迹的场所。它属于绿林的最后那段岁月；《最长的旅行》也属于那个场所，气氛也相似。我们的绿林在劫难逃，被彻底破坏了。两次世界大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加以严密控制的要求，后世的公共团体把这一遗留下的课题接过来，进一步强化，科学也助了一臂之力。我们这个岛国上那片从来就谈不到广阔的荒野转瞬之间遭到践踏，盖满了楼房，到处都有人巡逻。今天已经没有可以藏身的森林或荒原了，也没有能够在里面蜷卧的洞穴了，更没有空寂无人的山谷，可供那些既不愿意对社会进行改革，也不愿意腐蚀社会，只希望独处的人容身。当然，人们至今还在逃脱，任何一个晚上在电影里都看得到这样一些人物。然而他们是歹徒，而不是不法之徒。正因为他们是现代文明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才能够躲避文明。
<b>关于同性爱</b>
关于迄今未提到的一个词，最后做些札记。自从写下《莫瑞斯》以来，公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无知与恐惧变成了熟悉与轻蔑。爱德华·卡彭特并没有为这样的变化而付出努力。他曾渴望人们能够宽厚地认可一种感情，并给自原始时代起就存在的这种感情以存在空间。至于我呢，尽管没有他那么乐观，也料想知识会导致通情达理。卡彭特和我都没认识到，公众真正厌恶的并非同性爱本身，而是不喜欢想这件事。倘若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让它溜到我们当中来，或者一夜之间用小小的铅字排成法令，使之合法化，那么就肯定不会有什么抗议者。不幸的是，有关法令必须在议会上获得通过，才能合法化。这样一来，各位议员就不得不想一想了，抑或假装思索了。结果，《沃尔芬登报告》将会无限期地被否决。警方会继续对当事人予以起诉。坐在法官席上的克莱夫会继续宣判坐在被告席上的阿列克有罪。莫瑞斯有可能免受指控。
196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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